牛汉和胡风什么关系?很急,速度啊!!!

只要说是什么关系就行,谢谢!!!

1980年春末,胡风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风分子”而罹罪的牛汉,骑着自行车前去看望。胡风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胡风曾对他说过,他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不会断裂。现在见到了曾为“分子”们之“首”的胡风,牛汉自然有许多感慨。他先胡风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来得早。见过胡风之后,他写了篇《重逢胡风》。

牛汉谦称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后,他执行主编过《中国》。“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中国》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编《中国》时我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我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编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北岛的诗凝练,最后一稿和第一稿区别很大,写好以后不断地删,形成跳动、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动,不平铺直叙。新生代诗人的语言新颖,和北岛等朦胧诗人不一样。新生代诗更显出个性,更符合诗的审美性质。《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中国》办了两年,1985-1986年,后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们就晓得非停不行,但我们仍憋着劲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20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40-1942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3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1972-1974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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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9-20
在牛汉的情境诗中,其美好的生命意象,常常置身于险恶的情境之中:有的处在被枪口瞄准的危急关头,如《麂子》;有的已经被暴力所"杀害",如那株被砍倒的枫树;但更多的仍然是在严酷的生存境遇中,被邪恶蹂躏成伤残,如《华南虎》、《半棵树》、《巨大的块根》,等等。但是它们并没有倒下,而是在扭曲变形中顽强地生存,坚忍、果敢地与险境相抗争。总之,牛汉情境诗中意象与情境的审美关系,常常是生命意象的反抗力量,与险恶情境中残酷暴力的相互冲突和相互搏斗。牛汉情境诗中沉重的苦难感与强大的力量感,就是由此产生的。作品将源于生命的沉痛和至死不移的人格追求,寓于有相似遭遇的动物和植物身上,以一种象征性形象或意境来表现。

在牛汉看来,幸福就是这样不断地追求、发现、突破、再追求的过程。"为了诗,为了文学,我可以付出一切。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放弃诗,没有停止文学创作。我的诗跟我一生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写的是带有自传性的内心活动,诗反映了我的生命状态。我的诗有两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出现在1940-1942年,在甘肃天水读高中的那3年,写了几百首诗;第二个高潮是1972-1974年末,在咸宁干校后期。在老诗人当中,有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我算是一个。"

牛汉这一辈子,遭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流亡、饥饿、受迫害、被捕、监禁、坐牢、受审判、劳动改造,什么重活都干过……的确称得上是一种"痛苦而丰富的人生",他的诗就是这种生命痛感的真实记录。如果说他的早期诗作在传达这种痛感时还显得过于激烈和外露的话,那么经过炼狱般生活磨难后的诗风则变得深沉和凝重了。"要让我谈苦难太容易了,我的诗里都有,血泪,愤怒,控诉……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向苦难低头,没有溃退,没有逃亡,没有堕落,没有投降,没有背叛自己的良心,没有背叛人文精神,没有背叛诗。是因为我相信一定有一种更高尚的,超脱一切现实规范、一切利益计较的人文境界、人文精神,值得我去追求。这本身就是幸福的一部分,你说它是幸福也可以"。

牛汉的人生经历极为坎坷。1946年春天,大学还没有毕业的他曾因受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委派参与西北联大学生运动,组织学生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当时的校长刘季浑赶下了台。最后他被国民党抓进陕南汉中监狱。两个月后,刚出狱的牛汉又到河南开封任学运组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46年秋,在搜集国民党的情报时,路过河南的伏牛山,牛汉被一伙土匪抓住并被五花大绑。"当时,这帮土匪要枪毙我,之前请我吃一顿饭。正在吃饭,也就是在将要被枪毙前的20分钟,那个土匪头子的儿子柴化周是我的同学,他及时赶来才救了我一命。说心里话,为共产党牺牲,我毫不含糊。"

北京解放前夕,牛汉已潜伏进来,做一所学校的保卫工作,率领学生护校。解放军进北京城时,脏乱的天安门城楼,是他带领100多名大学生前去打扫的。据说,垃圾拉了几大车。城楼门上的那把锁,是他亲手砸开的。城楼里有个历史展览,挂着李大钊就义时的照片,是他带领学生立于照片前,向这位革命先驱默哀致敬。李大钊在这里,首次被作为英烈,受到如此众多青年学生的敬仰。

全国解放初期,他当时是华北联合大学校长成仿吾的业务秘书,工作较为稳定,正利于自己的创作。美国侵朝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迅即投身抗美援朝前线,保家卫国,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者。

全国解放后,他也坐过两年监狱,那是1955年5月14日,他因被打成"胡风分子"而被捕,使他成为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遭逮捕的第一人,比胡风本人还早两天成为囚犯,入狱两年。不久,又作为"右派"被严加管制,开始长时间的劳改生活。

也正因为他的乐观、豪放的个性,才使他的传奇般的人生历程中充满了诗的意境和诗的审美趣味。他说,1955年刚刚被关押时,就连看守都紧张得睡不着,但他每天仍然呼呼地睡大觉;有时在狱中实在闲得无聊,他就学鸡叫、学狗叫,学各种动物叫……

在他一生的两次牢狱生活里,一次是国民党的牢,一次是共产党的,而这一切都是与政治有关,与诗无关。牛汉说,他面对挫折时的坚韧的性格和无畏精神或许与他的蒙古族血统有关,但重要的还是家庭的影响。牛汉的父亲在大革命以前,曾在北大旁听了两年,并在那时参加了党组织的活动。他的两位舅舅也是中共党员,积极投身到革命运动中。在他们身边自己难免或多或少地受到熏陶。而母亲刚烈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他,许多年后他把对慈母的感情寄托在了一首名为《爱》的诗中。牛汉说,诗中所说都是事实。那是1931年前后,山西省开挖己巳渠,占用了他们家本来就只够活命的地却不给钱,母亲气愤不过,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她怀里揣一把菜刀",夜行40里,"闯进一座花园,想要谋杀那个罪大恶极的省长(阎锡山),被卫兵抓住,吊在树上,三天三夜,当作白痴和疯子……"那年牛汉才七八岁。

1980年春末,胡风来到北京,住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因"胡风分子"而罹罪的牛汉,骑着自行车前去看望。胡风犯了精神分裂症,使他感到意外。他说他清楚地记得,胡风曾对他说过,他的神经有缆绳那么粗,不会断裂。现在见到了曾为"分子"们之"首"的胡风,牛汉自然有许多感慨。他先胡风得到自由,精神解放也来得早。见过胡风之后,他写了篇《重逢胡风》。

牛汉谦称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平反之后,他执行主编过《中国》。"当时《中国》是年轻人的园地。《中国》实际是民办公助,丁玲从东北农垦局找到资助办起来的。《中国》的两年对新生代诗、先锋小说起了一定扶持作用。编《中国》时我发了大量朦胧派和新生代的诗,几乎每期都发。当时我请北岛做《中国》的特邀编辑,编制以外的,不坐班,每期开编辑会来,大概有一年时间。北岛的诗凝练,最后一稿和第一稿区别很大,写好以后不断地删,形成跳动、玄想、空白。他感情激动,不平铺直叙。新生代诗人的语言新颖,和北岛等朦胧诗人不一样。新生代诗更显出个性,更符合诗的审美性质。《中国》不仅发朦胧派诗,也发了好多像翟永明、海男、唐亚平的诗,他们有的是第一次发表诗作。《中国》办了两年,1985-1986年,后被勒令停刊。丁玲一去世,我们就晓得非停不行,但我们仍憋着劲直到最后'壮烈牺牲'。"

此外,牛汉还主编《新文学史料》20年,组织并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史料,有很多是从未发表过的作品。在此期间,为了刊物的事,他曾多次和胡风通信。

所有的作品有一种"史诗的痛感"

"1955年被捕,反革命帽子戴了25年,没有公民权,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不断地劳动改造,在单位里也就干干编辑,一搞运动就叫你抄卡片去。然后到农村去劳动,一劳动就两年、三年。一到过节,就把我们轰到八达岭去干活……那个时代非常可笑,非常荒谬,更谈不上幸福。"牛汉说,"大概一个悲痛的人,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误解、歪曲、迫害和打击的人,真正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能理解幸福。真正的幸福不是空洞的,不是现实的享受。幸福是发自内心的精神追求,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第2个回答  2007-09-20
1995年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第3个回答  2007-09-24
1995年因胡风一案划为胡风反革命分子被关押二年,直到1979年秋平反。
第4个回答  2007-09-22
朋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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