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1282),福建有一僧人说土星冒犯帝坐星,怀疑有变乱,不久,中山有一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想救出文天祥。
京城也有未署名的书信,说某日火烧蓑城苇,率领两侧翼的士兵作乱,丞相就没有忧虑了。当时大盗刚刚暗杀了元朝左丞相阿合马。
于是命令撤除城苇,迁徙瀛国公及宋宗室到开平,元朝廷怀疑信上说的丞相就是文天祥。元廷召见文天祥告谕说:“你有什么愿望?”
文天祥回答说:“天祥深受宋朝的恩德,身为宰相,哪能侍奉二姓,愿赐我一死就满足了。”然而忽必烈还不忍心,急忙挥手要他退去。
有的说应该答应文天祥的要求,诏令可以。不一会儿又下诏加以阻止,文天祥已死了。文天祥临上刑场时特别从容不迫,对狱中吏卒说:“我的事完了。”向南跪拜后被处死。
2、刘胡兰
1946年12月的一天,刘胡兰配合武工队员将反动村长石佩怀处死。阎锡山匪军决定实施报复行动,大举进袭文水一带。为保存实力,中共八地委决定平川地区大部份干部转移上山。
她以自己年纪小、熟悉环境为由,主动要求留下来,党组织同意了她的请求。十二团三营连长王本固负伤,她将王本固隐蔽在一户军属家,用自己平时节省的钱给他买药治伤。
并精心护理直至痊愈返队。12月,敌人频繁出击云周西村,并捕走地下工作人员石三槐等,形势日险。家人劝其撤退但她仍坚持等上级通知。
1947年1月11日夜,上级通知她转移。次日拂晓,国民党却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把先期被捕的石三槐押解回村,强令全村群众到观音庙集中。刘胡兰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她也随同群众来到会场。
国民党当场又抓捕了石世辉、陈树荣、刘树山、张年成等,并胁迫她出场坦白。审讯中,国民党千方百计,软硬兼施,想诱使其供出同党,并相许给她土地。刘胡兰百般不从,从容就义。
3、岳飞
岳飞义正词严地面对审讯,并袒露出背上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主审官何铸见此,亦为之动容。何铸查得岳案冤情,如实禀告秦桧。
秦桧却说:“此上(赵构)意也!”改命万俟卨主审此案。万俟卨用尽手段,也无法使岳飞三人屈招一字。岳飞宁死不自诬,乃至以绝食抗争,经其子岳雷照顾,才勉强支撑下来。
十一月初七日,宋金“绍兴和议”达成:由宋向金称臣,将淮河以北的土地全部划归金国,并每年向金贡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和议虽已达成,但岳飞始终未能被释放。
万俟卨等逼供不成,为了坐实冤狱,又为岳飞罗织搜剔了所谓“指斥乘舆”、“坐观胜负”等数条罪名,欲将飞一举定为死罪。
大理寺丞李若朴、何彦猷以飞为无罪,与万俟卨竭力争议,均遭罢官处分。布衣刘允升上书为飞申冤,被下大理寺处死。
已赋闲的韩世忠因岳飞入狱之事质问秦桧,秦桧回答:“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忿然道:“相公,‘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宋高宗赵构下达命令:“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
岳飞在大理寺狱中被杀害(宋代史料并无“风波亭”的记载),时年39岁;岳云和张宪被斩首。岳飞的供状上只留下八个绝笔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岳飞的死讯传出,百姓们都为之哭泣;消息传到金国,金国大臣们为此酌酒庆贺,并说:“和议自此坚矣!”
4、魏征
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从小丧失父母魏徵,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后经历波折,被太子李建成引用为东宫僚属。
魏征看到太子与秦王李世民的冲突日益加深,多次劝建成要先发制人。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由于早就器重他的胆识才能,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而且还把他任为谏官之职。
并经常引入内廷,询问政事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加之性格耿直,往往据理抗争,从不委曲求全。
魏征病逝后,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并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留有《魏郑公文集》与《魏郑公诗集》,《全唐诗》录存其诗一卷。
5、邹韬奋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5月,发生了“新生事件”,国民党政府封闭了《新生》杂志,并逮捕了主编杜重远,邹韬奋对此深表不满,故于同年8月离开美国回到中国。
同年(1935年)11月16日,他在上海创办了《大众生活》周刊。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大众生活》对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援。
邹韬奋在报刊上接连发表评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并对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进行大力宣传和热情支持。
他高度赞扬了学生救亡运动:“这是大众运动的急先锋,民族解放前途的曙光!”他呼吁凡是确以民族解放斗争为前提的人们。
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该刊因此受到广大民众的热烈欢迎。
同年12月时销售量达到20万份,超过原来的《生活》周刊,创造出我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也是在12月,他又与沈钧儒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系列正义言行,再度激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反动派对邹韬奋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严格限制《大众生活》,禁止它在各地发售及从邮局邮寄。
他们还接连派出政坛说客,拉拢、利诱邹韬奋屈从就范。对此,邹韬奋明确表示:“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