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4-02-23
“缓流总比急流宽”
日期：2011-01-02 作者：鲍寿柏 来源：文汇报
■鲍寿柏
我是1965年秋天由江苏宜兴丁蜀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由于家境贫寒，又是该校建国以来考入北大的第一人，当时在丁蜀这个太湖之滨江南小镇上还曾经引起轰动。
但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夏天“文革”就在这里引爆，著名学府顷刻成了动乱发源地。我在当年年底即受到所谓“十二月黑风”的牵连，遭到整肃。1970年3月，全国69、70两届大学生的毕业证书被取消，我随300名北大清华学生被发配到安徽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农场劳动，在春寒料峭中匆匆结束了五年北大生涯。北大数力系是个大师云集之地，学部委员和名教授之多当时居全国之冠，但我终于和他们擦肩而过。北京大学从此成了我青春时代破碎的梦。
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出现，又使我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他把我以后的读书、治学生涯和从政经历与母校北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这个人就是厉以宁。
那是1984年4月的合肥改革讨论会。那次著名的会议吸引了改革开放初期一大批风云人物，群贤毕至，高朋如云，官员、学者、企业家，还有大批渴求冒险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火花在这里激烈碰撞。但我的心最终被一个人的讲演锁定，这就是当时已在核心决策智囊层发挥重要作用但在社会上还不那么有名的北大教授厉以宁。他的讲演没有一句套话，没有任何赘言，开宗明义就说：第一个问题，改革是世界性潮流。这一命题恰恰是与会者均未论及的话题，一下子把听众拉向广阔的国际视野。紧接着他又一环扣一环地讲了八个问题，尤其对经济运行机制和时局的分析，细致入微，充满辩证哲理。他的讲演在我的面前展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的语速很急，但极具逻辑力量，深邃平静的叙述就像冰封江面下潜伏着不可抑制的激流。30分钟，当听众的情感随着他的讲演如波涛般起伏时，报告在高潮中戛然画上句号。可能是听得太入神的缘故，他后面一些人的讲演我几乎再也听不进了。
当天晚上，我就到厉老师下榻的江淮饭店，向他请教一系列问题。厉老师不厌其烦，一一作答。那晚提出的众多问题中，有两个印象最为深刻。第一个是，我那时已有数学、管理工程两门专业背景，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有无可能改学经济学？老师回答：完全可以。他说，以前学传统计划经济的人现在要转向市场经济，是从负数变成正数；你是数学出身，学经济学是从零开始，没有负数的包袱，你的起跑线更有优势。他的话使我一下子信心大增。第二个问题，是向老师求教学习经济学应如何入门，要不要从攻读《资本论》起步？老师说暂时没有这个必要，将来可以再补。当前，你可从研究现行体制，改革现行体制起步。他建议我先去读两本国外经济学的著作，一本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的道路》，另一本是罗斯托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他强调说，最重要的，是要到中国改革前沿去学经济学。
厉老师推荐的两本书当时国内没有公开出版的中译本，我费了很多周折，才从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资料室搞到了复印本。等啃完这两本书，我对老师更产生了敬仰之情。因为这两本书赋予了我一种新的视角，使我有可能结合自己已经感知过的东西进行独立思考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读了厉老师当时已出版的所有著作。老师也开始让我参与他的一些新著写作过程中的相关活动。如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就陪同老师参加了此前相关的调研与讲学活动。这本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老师对当时中国经济的看法和认识。从那时起至今这27年里，老师总是将他新出版的著作很快题笺送我，并逐一点拨每本书的要义和关键之处。1984年，老师在送我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与罗志如合著，厉以宁执笔）时，特别提示我注意该书是用散文笔法写的，我这才发现深奥枯燥的经济学著作也能写得优美雅致。厉老师的点拨，也使我懂得了经济学的行事和行文要让大众所接受。厉老师不是一位书斋式的经济学家，他的志向、抱负、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注定要把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始终将经济学理论的探索聚焦于中国经济的现实。这一点，对我的读书生涯影响尤其大。
1984年秋天，厉老师应邀为马鞍山市作了四场报告，分别讲城市经济学、比较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教育经济学。报告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转换成生动朴素的语言，直接面对社会大众。其中城市经济学这一场用股份制剖析和预言了全国重点钢铁企业马钢的未来，这在我们的城市引起了巨大震动。我将这四场报告记录整理并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刊登后，不到一个月就在全国不胫而走，几乎被全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媒体转载和刊登，并在经济界和社会各界引发热议。这四场报告的记录稿，被收进1988年出版的《厉以宁选集》。
我自小嗜好读书，喜欢泛读。厉老师知识广博，记忆超群，涉猎面极广，他的知识面对于我这理科出身的学生来说，犹如孤舟大海的一盏灯。因此，从上世纪80年代起，厉老师就成为我读书生涯的重要引擎之一。有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英国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他说，人们可能只注意到了“大人国”与“小人国”，其实书中的“飞岛”和“马岛”，所反映的寓意更为深刻。老师一说，我便赶紧去书店把那本孩提时代读过的名著买来重读，从中了解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许多重要特征和当时的社会现实，从经济学的视角和层面上悟出了许多新的道理。
另一次，厉老师与我谈到了当年他的老师陈岱孙推荐的一本书——荷兰人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他说，这本书阐述了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个人的恶习往往带来公众的利益，而相反，个人的善行则往往带来社会的灾难。只是此书语言晦涩难懂，极难翻译。2002年5月，该书中译本在国内一出版，我便买来阅读，发现该书从商业社会动力与道德层面之间的关系分析上，给人以一系列的新思索，对当代社会的市场化进程极具警示与启迪意义。这些年来，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围绕经济学这一核心涉猎了许许多多书籍，领域涉及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等，老师用他的渊博知识和人生阅历，丰富了我的读书生活，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观察思考的角度和方法。
我真正有了做事的舞台，是1983年10月之后。这以后的岁月又分两个阶段：前10年从事研究和决策咨询工作，后15年在地市级领导岗位从政并主要分管经济工作。这是我此生最重要的时期，而厉老师正是影响我人生的最重要的人物。
我所工作的这座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盘根错节，深入渗透到城市肌体的每一根经络。我就任接手之始，正是市场经济的风暴袭来之时，传统体制的抵触和顽强抵抗，使这里的改革攻坚几乎无从下手，改革10年阵痛，这里等于是发生了一场来回拉锯的生死战争。1996年底，这座工业重镇的几十个国企接连宣告破产，政府主导的这场悲壮战役，使我这个组织者在那个寒冷冬天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类似这样的激烈冲突贯穿了改革攻坚岁月的全过程。我所做的事，就是把握时机，选择突破口，积小胜为大胜，把点变成面，把线变成片，用新规矩取代老规矩，让新体制逐步取得主动权。我在这座城市的核心层参与、主导、见证了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全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完成了厉老师交给的一篇作业：这是一篇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去实践和身体力行、用整整15年心血写成的经济学论文。
15年，这座企业收入和工业实力曾经占了安徽省半壁河山的城市，传统计划经济的顽固堡垒，终于在血与剑的交织中脱胎换骨，纯而又纯的清一色国有体制被股份制、民营及多元市场主体所取代。这里成为全省上市公司最多的城市，其中包括证券市场启动后全国最大的上市公司——钢铁第一股，厉老师1984年在这里亲手绘就的神话般的预言十年后变成了现实。这里诞生了一批新的经济体和新经济组织，它们有的是在两种体制的转换中浴火重生，凤凰涅槃；有的置于死地而绝处逢生；还有一批是在大浪淘沙中异军突起的后起之秀。作为那一系列大大小小战役的指挥者和亲历者，回望那已经逝去了的如烟岁月，城市的宁静和新姿已慢慢覆盖了昔日征程，我的内心有无限的感慨和往事不堪回首之叹。
在那个年代，每当面对巨大的压力感到身心难以承受之时，我会回到母校，回到老师身边，释放一下在战场和前线无法表露的情感，那心中的迷惑、委屈和痛苦，那种在政界因左右掣肘、身陷重围而百感交集的复杂心绪。老师常常用他的诗词来宽解我，来自老师的鼓励和关爱常常会神奇地抚平我心灵上的伤痕，让我重新回到战场。老师经常喜欢引用他在《四川青城山》中的名句：“缓流总比急流宽”。他多次对我说，这句诗，集中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精髓。老师诗词中表达的意境，让我在当时严酷的现实中看到了十分美好的一面。
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我每年要尽量保证的一个重要日程就是陪同老师和师母调研，这也是我一年一度充电的最佳机会。老师做学问喜欢深入基层到社会深处体察并吸取养分，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山山水水。这些年，我陪老师调研的次数有几十次，跨越的省份有近二十个，有一些落后和边远不发达省份去过多次。在这期间，我可以面对面天天聆听老师的教导，时时感受老人家的思想火花，这常常是我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光。因为朝夕相处，在工作和求学中遇到的问题也可一一请教，这些问题每次都能得到圆满的解答。“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厉老师都是我的领路人。
老师的生活习惯是黎明即起，每天写1000字，既不多写也不少写，几十年如一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晨又增加了一个内容，就是为师母量血压，反复量三次，老师每次都取出小本本，认真做好详细笔录。清晨那一抹阳光透过窗户，老师和师母的这一功课做得那么认真，那记录血压的笔记密密麻麻，这也是两人几十年相濡以沫的记录呵。我曾多少次目睹这温馨平和的生活场景，一次又一次被深深感动。世界在变化，万物在变迁，生活中也不乏风雨交加和电闪雷鸣，但我常常从这一份淡泊、简单与宁静中感受到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