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苏轼写的四首诗的先后顺序及表达的思想感情

Question

四首诗是 饮湖上初晴后雨 题西林壁 初到黄州 惠州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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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时间顺序为：（从前到后）：饮湖上初晴后雨（写于任杭州通判期间），初到黄州（初到黄州），题西林壁（由黄州贬赴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游览庐山所写），惠州一绝（被贬到惠州,为岭南地，已是晚年）
思想感情：总体来说皆为写景叙事诗，自然都表达热爱生活，纵情旷达之感
只是略有不同：饮湖上初晴后雨，此时为东坡仕途顺达之时，仅表喜悦，热爱西湖山水之感。而后三则更添旷达之意，有遇坎坷而随遇而安之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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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写于诗人任杭州通判期间。原作有两首，这是第二首。

首句“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次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题目可以得知，这一天诗人在西湖游宴，起初阳光明丽，后来下起了雨。在善于领略自然美景的诗人眼中，西湖的晴姿雨态都是美好奇妙的。“晴方好”“雨亦奇”，是诗人对西湖美景的赞誉。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两句，诗人用一个奇妙而又贴切的比喻，写出了西湖的神韵。诗人之所以拿西施来比西湖，不仅是因为二者同在越地，同有一个“西”字，同样具有婀娜多姿的阴柔之美，更主要的是她们都具有天然美的姿质，不用借助外物，不必依靠人为的修饰，随时都能展现美的风致。西施无论浓施粉黛还是淡描娥眉，总是风姿绰约的；西湖不管晴姿雨态还是花朝月夕，都美妙无比，令人神往。这个比喻得到后世的公认，从此，“西子湖”就成了西湖的别称。

这首诗概括性很强，它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评价。这首诗的流传，使西湖的景色增添了光彩。
题西林壁表达了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满怀抱负、踌躇满志的苏轼，一瞬间转入了改革急流的旋涡之中。干实事、说实话，换来的结果是牢狱之灾，苏轼的心境也一下子降到了冰点。地位和身份的陡然下降，心灵上的痛苦的生活的困窘伴随而来，对他的诬陷还在继续，更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怨愤、矛盾和痛苦。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经世济民、积极用世的思想。贬谪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复杂政治实践和矛盾的心境丰富了他的人生视野，促进了他的世界观的变化。初到黄州的苏轼表现出对整个社会的怀疑退避和对人生的空漠之惑，使他有时间冷静的思考一些问题。从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人生而又作玄思，在审美意识上则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
元丰三年（1080）大年初一，苏轼带着21岁长子苏迈离开京师，前往谪居地黄州，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他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到达黄州。这位在政治风暴中有点偏执狂的文人、不合时宜的醉人、热爱美女的男人，来到这荒野蛮夷之地，短暂的孤寂与痛苦，调动了他敏感的神经，迸发出跳跃性的思维，使他迅速融入当地的生活之中，并非常诗意地活下来，而且活得很超脱，旋风般的忙碌着，寻觅到了远离政治漩涡的人生乐趣与超脱的自由,哀伤的时候超然豁达，快乐的时候浪漫潇洒.凭着自己来黄州后的第一感觉，写下了《初到黄州》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