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星海是我国近代音乐史中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他一生创作了200多首群众歌曲、4部大合唱、2部歌剧、2部交响乐，4部交响组曲、1部交响诗、1部大型管弦乐曲，以及许多室内性的器乐独奏、重奏和声乐独唱曲。这些众多作品与他一生的创作道路的演变有着生动的联系。一般讲，在他创作生涯的初期（即留学法国的时期），以创作室内性的器乐、声乐创作为主（如他的女高音、单簧管、与钢琴三重奏《风》等）。而在他1935年回国以后的创作成熟时期（即上海、武汉、延安时期），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各种类型的声乐作品，其中包括为电影、话剧所写的配乐和插曲（如独唱曲《夜半歌声》、合唱曲《拉犁歌》、《茫茫的西伯利亚》等），为抗日歌咏活动开展所写的各种形式的群众歌曲（如著名的《救国军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军》、《在太行山上》等），以及为进一步推进抗日民主根据地音乐活动而写的几部大型声乐套曲（如《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和其他大型声乐作品，如歌剧、歌舞活报等。而在他的创作后期（即他居留在苏联的时期）他写下了一生中所有了各种类型的交响音乐（如他第一、第二交响曲，及管弦乐《中国狂想曲》等）和以古诗词和现代诗词所创作的艺术歌曲。
所有上述作品，特别以他1936至1940年所写的声乐作品，其社会影响最大，历史影响也最长，是我国近代音乐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他以自己辛勤的劳动，通过各种音乐体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处于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人民群众的复杂的斗争生活和丰富的内心感受，并且创造了无数生动的艺术形象。冼星海的创作风格和成就主要表现如下几点：
一，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以聂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战斗传统，并且以自己的天才和毕生的努力进一步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创作绝大部分都取材于现实生活，选取与当时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题材。无论是交响音乐、大合唱、歌剧、群众歌曲、抒情独唱曲、以及儿童歌曲等等，都鲜明地贯穿着爱国、救亡、抗日、反帝、反封建等革命斗争的主题。这些主题正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中国人民生活和政治斗争中最迫切的问题，也是一切革命者所最关心的问题。
二， 冼星海和聂耳一样，对音乐创作的革命倾向性以及对以音乐创作为政治服务的认识，不是很肤浅地认为仅仅是一个题材问题，更不是单纯喊喊"政治口号"的问题，他要求自己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正确地认识现实，深刻地反映现实，以强烈的革命热情去反映人民的斗争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他的许多创作不仅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坚决走向反帝斗争最前线的生动形象，反映了人民群众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而且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人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预示了斗争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前途。
三，和聂耳一样，他也十分重视塑造工人、农民和一切被压迫的革命群众的形象。工农大众和革命群众始终是他创作的中心、是他创作的基本对象。他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创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的革命群众已经从斗争中掐脱了枷锁，拿起了武器，并且在反帝斗争的道上昂首阔步地前进着!
四， 和聂耳一样，他很注意与群众密切地结合、使自己的音乐真正达到深刻性与易解性的统一。因此，他特别重视形象的鲜明、生动，音乐语言的通俗、易懂以及构思的清晰、严整。同时，也反映在他对群众歌曲、大合唱体裁的重视，对声乐创作形象性的重视以及对器乐创作标题性的重视。
五，和聂耳一样，他并不把对民族风格的追求单纯看作为一种创作技巧的"标新立异"，或仅仅作为一种特殊色彩的"探求"来对待；而是把创作中的民族风格问题作为自己如何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来对待，作为真实地反映生活、表现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创作原则来认识的。因此，他不仅重视创作中吸取我国民间音乐在形式、结构、音调、调式等方面的特点；同时他又努力地去体会蕴藏在民间音乐中的民族精神和气质，并且用它们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和新的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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