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1-11-04
柯灵老先生的文学评论：《钱锺书创作浅尝》。刊登于1983年1月的《读书》杂志
柯灵看重这篇文章，在《读书》杂志刊登的同时，又在1983年1月12日香港《星岛日报》加以刊载。
原文如下，您说的那段在第三段开头
钱钟书创作浅尝
柯灵
——读《围城》《人兽鬼》《写在人生边上》
一
初读钱锺书同志的《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还是三十几年前的事。一九四八年,避难时带到香港,次年北返,因为积书渐多,携带不便,托人寄存,结果扫数散失海外。最近才设法把这两本书搜求来重新读了。《围城》最初是读手稿,因为那时连载这部长篇小说的《文艺复兴》和《周报》同在一处出版,《文艺复兴》每期发稿以前,大家有机会先睹为快,读得兴高采烈,满室生春。但忽断忽续,并未读全。后来出了单行本,才有机会一口气通读,有如饕餮。此情此景,早已恍如隔世。直到一九八0年尾,《围城》在长时期的销声匿迹后重新露面,剪烛西窗,百忙中重温一过。现在再度披卷,算来已是第四次浏览了。
世事沉浮,人生易老,而书还是这些书,字里行间,依然耐人流连,情夺神飞,会心不远,这真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
二
《写在人生边上》是散文集,篇幅不多,而方寸间别有一天,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人兽鬼》是短篇小说集,收《上帝的梦》《猫》《灵感》《纪念》四篇。如集名所揭示,这里写了人,写了兽,写了鬼,还写了上帝；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归根到底是写人。《围城》却是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腕底春秋,展示出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横断面和纵剖面。
散文也罢,小说也罢,共同的特点是玉想琼思,宏观博识,妙喻珠联,警句泉涌,谐谑天生,涉笔成趣。这是一棵人生道旁历尽春秋、枝繁叶茂的智慧树,锺灵毓秀,满树的玄想之花,心灵之果,任人随喜观赏,止息乘荫。只要你不是闭目塞听,深闭固拒,总会欣然有得。——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
这些书生不逢辰,印行伊始,就碰上战火纷飞的磨难。《写在人生边上》在上海“孤岛”印行,正当抗日战争后期的艰苦年月,但棘地荆天,而不蔽行远。《人兽鬼》与《围城》问世,都在激烈的解放战争期间,东方欲晓,夜色犹酣,绝不是读书的气；如而两者都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再版三次,给出版家提供了一个堪以自慰的例证:即使在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大动荡中,不能充饥的好书也会象粮食一样受人欢迎。
接着是三十年的“李迫大梦”,一觉醒来,《围城》已经蜚声国际,举世传诵,迄今为止,已有英、法、德、日、俄、捷六种文字的译本。《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同时在海外移译翻印,选家垂青,学人延誉,不胫而走。“四人帮”锁国十年,实行严格的文化封闭治疗,结果却只挡住了自己的视线,蒙不住别人的眼睛。现在《围城》倦游归来,在国内也已印行两版；《写在人生边上》和《人兽鬼》经过多方敦促,不久也将与读者相见。这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因为和风拂面,老树新葩,正是阳春的景象。试一回顾文艺领域多年来的晦明风雨,“左”阀横行,创痕犹新,姑置不论,评论家的见仁见智,为褒为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耳代目,以鼻代脑,也往往影响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命运。当然,最有力的鉴定者,还是时间和读众,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人生有涯,经得起多少是是非非的折腾翻复!《围城》一类的曲折经历,岂不值得触类旁通,思考一些问题?
杨锋同志在《干校六记》里一再感慨地说：“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听起来真有点惊心动魄。我想是不是可以附加一句:有些书本也可作如是观。但万事万物,总逃不脱一分为二的规律,世上既有百炼钢,自然也有绕指柔。而锺书同志和他的著作,则正是属于少数“最经磨”的一类。
三
锺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
在《围城》和《人兽鬼》中,长卷般展出成批活龙活现的知识阶层人物画像。济济跄跄的绅士、淑女、学者、名流、作家、教授,剥掉文明高贵的华衮,露出故作高深的浅陋,貌似聪明的愚蠢,功架十足的虚伪,一本正经的无聊,玲珑透剔的卑鄙,活象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杏包裹”；又象陈年风肉里腻睡方醒的蛆虫,“载蠕载袅”,叫人看了恶心。对一些本质善良的角色,虽然也加以无情的嘲弄,抉剔他们深入骨髓的空虚庸碌,随俗浮沉,却总是带着温厚的同情和悲悯。例如《纪念》里的少妇曼倩,大学毕业后就成了管领柴米油盐的小家庭主妇,丈夫又是不善钻营的老实人,“只会安着本份去磨办公室的与天齐寿的台角”。在一潭死水般的生活里,梦想玩弄一种“不落言诠,不着痕迹”的婚外恋情游戏,给暗淡的生命增加些颜色,却冷不防玷污了自己的清白,让良心的谴责不断骚扰灵魂的平安。《围城》的主角方鸿渐,不愿同流合污而不得不随波逐流,不想盗名欺世而不由得弄虚作假,空有“洋举人”的金字招牌,谈笑风生的超级口才,飘泊情海,阔小姐不想要,意中人得不到,只因“一念温柔”,却不知不觉落入并非自愿的爱情陷阱,成为“道义上的懦夫”；逐鹿名场,又没有勾心斗角、纵横捭阖的手段,看白眼,受排挤,结果只好参加失业大军,茫茫然不知所之。“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本领没有,脾气倒很大”:这两句考语,活画出一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像。
这些人物和戏剧性情节活动的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有社会的广度,也有历史的深度。《围城》里写了这么多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留学生“嘉言懿行”,作为小说结构的主体建筑材料,当然不会事出无心,而是意味深长的安排。近百年来,中国在历史进程中接受欧风美雨的影响,是大门忽开忽闭的反复经历。先是重门深锁,抱残守缺,“十叩柴扉九不开”；后来局面一变,锁钥尽失,一方面固然引进了一些西方的现代科学,一方面又带来了崇洋媚外的西崽习气。游洋同于举业,留学意在镀金。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攻的是中国文学,却要出国“深造”,因为“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象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其中的微言大义,读者自不难体会。清末海禁初开,士大夫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旨著书立说,论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中国人的心位置正中,西洋人的心位置偏左,西洋进口鸦片有毒,非禁不可,中国土地性质平和,生产的鸦片,吸食也不会上瘾,梅毒即是天花,来自西洋等等”,方鸿渐“学成归国”,在故乡小县城里发表演讲,因为丢失了事先准备的讲稿,只好摭拾些上述线装书里的新董,老着脸皮,临时即兴发挥,胡扯鸦片、梅毒与西洋文化影响的闹剧,并不是无的放矢,插科打诨。正如《猫》里写讲洋务的遗老,因为当过出洋游历的要人随员,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憾矣!”看似荒谬,却比宫修史书、高头讲章的史论远为翔实准确,言简意赅。在小说情节进展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三闾大学——抗日战争中在内地新设的国立大学,活脱是华洋百货公司的样品间,生动地体现了“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的特质。校长在欧洲学的是生物学,擅长的却是浑身的政客解数；教育部派来指导的官员,谈话中平均每分钟有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历史系主任是在外国买文凭的假博士,连太太也是白俄冒充的假美籍夫人；实行导师制是为了摹仿牛津和剑桥,但牛津、剑桥饭前饭后由教师用拉丁文祝福的仪式,中国没有上帝,很是为难,训导长挖空心思,想出用念叨“一粥一饭当恩来处不易”来代替的妙法,引得大家哗然失笑。如此等等的妙人妙事,加上棋局般错综的人事关系,矛盾纠结,倾轧奔竟,综合起来,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笼罩这座最高学府上空的,正是买办文化和官僚政治的庞大阴云。
《围城》里有不少饶有趣味的插曲,余音袅袅,韵味醰醰。例如方鸿渐的父亲是前清的孝廉公,小县城里的大绅士,保存着一只家传的老式时钟,冒着日本侵略的战火巴巴地从故乡运到上海,又当作鸿渐的结婚礼物,宝贝似地送到新房里挂起来。方老先生谆谆嘱咐,要儿子保护祖物,说“这只钟走得非常准,每点钟只走慢七分”。小说结尾,写鸿渐失了业,又和妻子柔嘉感情破裂,饿着肚子独自丧魂失魄地在马路上游荡到深夜,回到家里,妻子出走了,他万念俱灰,累得倒在床上,朦胧睡去,堕入一种被痛苦浸透了的麻木境界。“没有梦,没有感觉,人生最原始的睡,同时也是死的样品。”正当这时候,那祖传的老钟却从容自在地打了六下。六点钟,报的是五个钟头以前的时刻,那时鸿渐的感情生活和职业生活还存在一线好转的希望,现在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只慢条斯理、错乱颠倒的老钟,正是旧中国历史步伐微妙的象征。把《围城》看作单纯的爱情小说,或者单纯描绘知识分子心理的小说,恐怕只能是谨守古训,目不斜视的结果。
四
《围城》问世以来,有种种不同的评论。因为《围城》不是“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轻松中有凝重,精巧中有厚实,笑噱中有隽永,粼粼的微波下潜伏着汹涌的暗浪。咸酸异味,不同的食性,可以有不同的品评。但是从来华丽的褒义词无助于作品的寿命,苛刻的贬义词和轻佻的限制词也无损于作品的价值,《围城》在长期弃置和众说纷纭中,无可置疑地验证了自己强韧的拉力和抵抗力。
锺书的散文和小说创作,特别是《围城》,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应占有什么地位,更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谁也无法改变它们在读者心里的份量。对锤书创作的存在假装没有看见是不难的,我们迄今为止的现代文学史已经毫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抹煞客观事实,最后必将受到事实的调侃。有一种意见,以为海外评论家盛赞《围城》,乃是有意和国内评论闹别扭,这种说法当然有很巧妙的战略意义。有些海外评论家有政治偏见是无可否认的,但以偏见对偏见,却正好证明,在这一点上倒是“五百年前共一家”。麻烦的是海内外的广大读者,特别是外国读者,对艺术县可以有偏嗜,却不会有偏见。评论家自以为掌握着裁判员的哨子,拥有优势地位,但是和作品角力的结果,反而使自己处于下风,是常有的事。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吹毛求疵,丝毫无损于莎氏。如果说这也无损于托翁,那因他毕竟是托尔斯泰的缘故。而且托尔斯泰并不自居于评论家,除了发表自己的见解以外,也毫不夹着任何外加的因素。
在文学创作中,比喻手法的运用自如,是天才的鲜明标志。因为文学的工具只是文字符号,以形象化手段而论,这正是文学区别于其它艺术而独有的秘密武器。锺书作品中万花筒一般闪烁变化、无穷无尽、富有魅力的比喻,我们在新文学作品中还很少看到。而这种能力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其深厚的基础是人情世态、人物心理的熟知深察,知识庋藏、艺术涵养的充裕储备,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思想和哲理的闪光。
阿班纳克（J.W.Abenethy）在《美国文学》中说,没有一个读华盛顿·欧文的书而不感到欢乐的人。锺书的作品,至少同样地使人欢乐。——当然不仅仅是欢乐。
五
俄罗斯有句谚语:“笑是力量的亲兄弟。”笑不但产生力量,本身就是力量和自信的表现。
锺书艺术上的成就,和他学术上的造诣密切相关,涉猎一下他的理论性著作——《谈艺录》《宋诗选注》《旧文四篇》《管锥编》等等,不得不惊诧于他功底的深厚。出入经史,贯通中西,融会今古,而绝傍前人,匠心独运,自成一家；和他创作上的才华焕发,豆豆独造,互相辉映,各有千秋。渊博和睿智,正是他成功的秘诀,力量的源泉。但还有深潜的对人生的热爱。人们惯于把讽刺分为热嘲与冷讽,其实热嘲也好,冷讽也好,都产生于爱和恨,结果只是冷漠,就只会产生绝望与虚无。只有理智和感情的高度溶合,高度升华,高度平衡,才能达到这种难以企及的境界。说锺书的创作“才胜于情”或“理胜于情”,未免使入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略微考察一下锺书著作成书的年代和环境,就会发现,不是在解放前的战火下,就是在解放后的政治运动中。举世嚣嚣,而他只是埋头窗下,琢磨他的学问,经营他的艺术。但他也诀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因为不论献身子革命,致力于建设,应当有各自不同的途径和方法。（我想在这里说一个小掌故。一九四六年,解放战争期间,上海警察局长兼警备司令宜铁吾下令实行“警管区制”,规定警察可以随时访问民家,不便公开的目的是为了“防共”。宣铁吾在报上宣言,英、美、法、德等民主国家都通行这种制度,并非他的独裁。当时《周报》组织了一次对这位警察局长的“围剿”,那就是由通晓欧美各国国情的朋友一一为文反驳,参加这次“围剿”的,就有锺书、李健吾、傅雷、乔冠华等人,好象还有姜椿芳。锺书用的是“邱去耳”的化名。）
宁静,透明,热闹场中无份。不爱交游,但对人温厚,在是非爱憎之外,从不恃才傲物,拣佛烧香。国外重金礼聘讲学,一一逊谢。他唯一热衷的是工作,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献给了它。象一条静穆的大河,不管夹岸的青山,平远的田畴,磋峨的城廓,冷落的村庄,也不管丽日和风,雷电雨雪,只是不舍昼夜,汤汤地向前流去,默默地向人世供奉舟楫灌溉之便,鱼虾存藻之利。
《干校六记》的“徘恻缠绵,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句句真话”,不但给肯寇空前、但愿绝后的十年动乱留下了一个侧影,还是一份了解锤书、杨络夫妇精神风貌的“参考消息”。柳永的词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确不失为锺书为人为文的简洁概括。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