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注意的是，上面的引文中指出了英国政府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收入在1836年增长到了4,674,535英镑，占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那么，英国政府同期每年从鸦片贸易中获得多少收入呢？
在1961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书中，节选了1832年英国政府对印度政府财政情况的一份调查报告：
孟加拉的鸦片专卖每年供给政府数达九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三金镑的收入。鸦片税是按成本百分之三百零一点七五的税率征收的。在目前印度财政收入的情况下，要抛弃如此重要的一种税收，看来是不适当的。鸦片税是这样的一种税，它主要由外国消费者来负担。整个说来，它比之任何可能代替它的税，更不易遭人反对。
460万英镑（1833年为330万）和98万英镑，哪个多？
在过去的故事版本里，鸦片收入被视为英国的国家利益，号称占印度政府收入1/7，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具体的数据可知，这个数字很不靠谱。
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收入，分为三个来源：
一是垄断比哈尔和贝那勒斯的孟加拉鸦片生产，从加尔各答拍卖中直接得利，这个过程中，政府通过发放执照和预付款半强迫农户种植鸦片，收获后，通过拍卖会的方式向贸易商拍卖鸦片制品，并借此操纵价格；
二是征收马尔瓦鸦片的过境税，印度西部地区和孟加拉地区不同，马尔瓦鸦片通常由小的经销商收购， 在做简单加工之后卖给位于大城市的大批发商，这部分鸦片在向各个港口运销的过程中，会被要求缴纳过境税；
三是对印度内部销售的鸦片征收的货物税，这部分属于内销鸦片的消费税，不过在19世纪初数量并不多。
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从1789年—1790年度到1838年—1839年度年均税收只占整个印度总税收的6%，此后直到1888年—1889年度，这个数字才增长到15%。
如果说为了98万英镑的利益，对300、400万英镑的税收开战说不，英国政府也实在太不会算账了。
至于说为了“贸易逆差”开战，或者说为了鸦片开战，都忽视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早在1813年，英国议会已经通过法令剥夺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垄断权，1833年，又剥夺了它的对华贸易垄断权，相当于拆掉了这个最大“国企”的骨头。
在此之后，来华贸易的商人所面临的“白银不足”问题，理论上跟英国政府的利益毫无关系。
真正驱使英国政府走向鸦片战争“单行道”的，实际上是身在印度的鸦片贸易的“灰色收入”集团和英国本土的金融资本的联盟，而非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力图打开中国市场的英国工业资本家，这是两群人，甚至在利益上都是相悖的。
不恰当地比较一下，鸦片和茶叶都是成瘾性的嗜好品，也都是农业生产的粗加工制品，主要作用都是远途出口，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对于它们的销售规模，生产国所获得的利润和税收，并不多。
道光时期财政收支统计表（倪玉平：《清朝道光时期的财政收支》，《史学月刊》2011年5月号）
这里的关税（和现代意义关税不同，包括进出口税和过境税）是清朝全国49处税关的正税、盈余总和，如粤海关、江海关、北京崇文门、山海关、张家口、打箭炉等处，那是相当的复杂，可就算把这些都加起来，一年也才400万—600万两白银的收入，不到英国茶叶税的一半……
按照粤海关的惯例，茶叶的正税是0.15两/担，而行佣这种陋规，却要收到1.4两，也就是10倍左右，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临时的捐输、摊派，靠山吃山的“产业链”约略放大，也就是4000万—6000万两左右。
印度的鸦片产业链与此类似，合法的收入只有98万英镑，主要来源是鸦片的专营拍卖，但参加拍卖的对象，往往也是东印度公司指定的“贸易组织”，正如百年老店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人称“铁头老鼠”的查顿（也译作渣甸）在1839年所说：
所有走私和走私者的始作俑者乃是东印度公司。
而整个产业链的规模，以1836年为例，总销售额达到1700万本洋，也就是425万英镑，是印度政府“合法收入”的4倍多，与英国政府收取的茶叶税总额不相上下。
更重要的是，印度、中国、英国之间已经建立了稳固的三角贸易体系，中国的茶叶、英国的工业品、印度的鸦片，形成了一个循环，货款不再依赖贵金属，而是通过英国金融机构的票据来完成交割。
印度的鸦片商人就非常希望获得“交换票据”而不是黄金、白银，因为这张“纸”更方便、更安全，却往往很难如愿，而伦敦的金融资本只靠着这张承载着信用的“纸”，就套取了数以千万计的贵金属，从19世纪30年代的每年平均1135.8万卢比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的2265.9万卢比。
当时的兑换比价是1元本洋兑换2.5卢比，也就是从454.32万元增加到906.36万元。
如果换算成英镑，每年流入印度的白银并不多，也就是100万—200万英镑的价值，可架不住这是持续近百年的细水长流，贸易资本和金融的结合，就形成了1+1大于2的化学反应。
金融资本笑了，工业资本却在哭！
有鸦片这种高利润的商品长期占据中印贸易线路，英国工业品的输出自然会受到影响，东印度公司哪有动力去推销那些卖不出高价的工业品？
上篇文章，三解提到了英、美朝野对“自由贸易”的中国市场前景的过分乐观，这并非毫无根据的想象，而是基于历史的推测。早在1814年，即英国废除东印度公司在印贸易垄断权的次年，英国本土对印度出口总额仅87万英镑，这个数字到了1819年，已经上升到305万英镑，此后更是增长到了之前的10倍。
所以，英国的工业资本一步步把“上面有人”的东印度公司推向了坟墓，将它积攒了180年的特权，一条条废除，推动中英贸易走向“自由”。
谁料想，刚刚起步的1834年就发生了“律劳卑事件”，在广州发生了造成清朝单方面断绝贸易的严重冲突，5年后，“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又为了收缴鸦片，搂草打了兔子，祭出了断绝一切贸易的大旗。
在事件最初，英国工业资本对于远在广州的变故绝少兴趣，他们更担心的是从中国来的原料断绝，造成丝织产业的停产，或者茶叶价格的升高。
最终激怒他们的，还是林则徐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件漂洋过海到达英国，在未经润色的情况下，被直译成英文刊发在《泰晤士报》上，钦差大臣对于贸易的态度，对于英国地位的蔑视，对于女王的教训，只让英国朝野看到了“傲慢”二字。
至此，舆论被推上了顶峰，以纺织工厂主的为代表的工业资本家们也联名抗议，强烈要求议会和政府打击清王朝，彻底破除清王朝的贸易保护和不平等歧视。
哪怕是这样，英国外相仍旧在告诫他的将军们，这并不是一场“战争”（war），而是一次报复（reprisal），因为依照国际法，战争期间要终止贸易，所以，英国政府自始至终没有宣战，当然，大清朝也不知道什么叫近代意义上的宣战。
因此，尽管江浙仍仍旧炮火连天，刚刚缴纳了赎城费后的广州，很快便恢复了茶叶出口……
说到这儿，我们可以简单总结下结论，相对于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在茶叶贸易上的利益更加核心，如果鸦片战争前夕的清朝，能够更加善用自己手中的底牌，战争未必是最终的结果，林则徐看到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局，以至于今天的国人还在嘲笑他所说的“断绝茶叶大黄，永远不准贸易”、“以茶易烟”，根本没想到这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