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伟大的作家一样，在李白的全部作品中，也包含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方面的因素，但就他的主导倾向而言，他却是一个积极浪漫主义的大师。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他虽然也接受了《诗经》现实主义的影响，但对他影响更深的却是《楚辞》中屈原的作品。李白和屈原有相似的政治理想和不幸遭遇，同样有着不满现实的反抗精神，也有着可以媲美的高贵品质和艺术天才。以这些共同的特点为基础，他必然会走上屈原所开辟的积极浪漫主义的道路，并根据他自己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对它有所丰富和发展。李白继承并发展了屈原的传统，他把自己“安社稷”、“济苍生”的政治理想和道家愤世嫉俗的精神以及游侠思想中反抗强暴、救弱扶倾的精神结合起来，对祖国表示了热爱；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人民表示了真挚的同情；对封建制度所孵育出来的黑暗现象表示了深刻的憎恨和愤怒；对统治阶级中的权贵们表示了强烈的反抗和蔑视——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确比屈原具有更广阔的内容。在表现手法上，他也继承了屈原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并使之发展，特别是汲取了民间诗歌中的夸张手法，在创造性地运用中加以提高，使这一表现手法益臻完美。在描写对象上，他所接触到的题材也比屈原更为广阔，因之，他对于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范围，也就更加广泛。他不仅在抒写“自我”和寻仙、梦游等易于施展浪漫主义手法的主题上采取了这种手法，就是在反映战争以及描写日常生活和自然景色的主题上也常常采取这种手法，以驰骋他“想落天外”的想象力.
李白对于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很富于创造性的：如“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以夸说白发来夸说愁苦之深；如“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也应西北流”，以汉水之不能西北流来夸说功名富贵之不能长在；如“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以苍梧山之不能崩、湘水之不能绝来夸说娥皇、女英的泪痕之不可灭。由于李白是一个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者，对于事物的美好和丑恶具有爱憎分明的态度，非夸张就很难表现他那巨大而强烈的思想感情；也正因为他对被描写的对象具有巨大而强烈的思想感情，所以他的夸张表现都达到“天衣无缝”的境界，使人觉得非如此不可的。
但他不易企及的地方还在于他往往能够美妙地把神话、幻想和夸张等这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结合着运用。在他的《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梁甫吟》、《北风行》和《远别离》里，他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把这些表现手法结合起来。这些作品，由于他采取了这种表现手法，就为我们展开无限广阔的幻想境界和壮丽多采的形象领域，也就更充分地表达出诗人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更充分地表现了主题。例如在《蜀道难》里，由于他采取了这种表现手法，才能够充分地表现出诗人豪放热烈的性格和“蜀道”崇高、峻险的现实；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梦游天姥吟留别》里，才能充分地表现出诗人和权贵们决裂的叛逆精神；在《梁甫吟》里，才能充分地表现出诗人在政治上遭到打击后的悲愤情绪；在《北风行》和《远别离》里，才能充分地表现出思妇们的生离死别的深恨。在这些作品里，他都能够用豪迈、热烈而夸张的语言，凭借神话和大胆的幻想，创造巨大的艺术形象，来抒写由现实所激发出来的美好的理想和愿望以及强烈的爱憎，使它们成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名作。
李白不仅批判地继承了汉魏以来古诗的优良传统，同时，他又是继屈原之后能够认真而多方面地向民间诗歌努力学习而汲取其精华的大诗人。在艺术方面来看，他在这种继承和学习中所取得的显著成绩是诗歌语言上的卓越成就，从而形成他生动、明净、华美而自然的语言风格，特别在语言的自然上，是后代的诗人所难以企及的。他的语言风格的形成首先决定于他对民间诗歌不倦地学习，在他全部九百余首的诗歌作品中，乐府诗就占了一百四十余首，他几乎袭用过所有的乐府古题，并常常另创新意，而六朝乐府中在民间流传很广的《西曲歌》和《子夜歌》等对他的影响尤深。在民间诗歌的影响之下，不仅他那些袭用乐府旧题的作品，如《子夜吴歌》和《长干行》等都具有民歌语言的生动、自然的特点，并达到“情深词显”的境界。
李白是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积极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成就在我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上，达到浪漫主义艺术的顶峰。他的积极浪漫主义的诗歌，无论在精神上和表现手法上，对唐代和后代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唐代的韩愈就已经给以很高的评价：“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唐代以后的许多作者，如宋代的苏轼和陆游，明代的高启，清代的龚自珍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接受了他的影响，而取得不同成就。当我国提倡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为社会主义艺术方法的今天，我们对李白的诗歌遗产认真地加以批判地继承，对于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显然是十分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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