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专制形成的暴政、腐败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当时中国封闭落后，思想保守。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清王朝正处于封建制度的衰败时期
鸦片战争当中，清政府各级决策者错误频出，上层指挥简单低效，各级官员欺上瞒下，导致不知己不知彼，对战局应变低效。两年的战争过程中，同样的决策错误在各地重复上演。。
清军纪律败坏，平时驻守，游手充伍，聚赌贸易，其中有的还吸食鸦片，甚至抢劫百姓。加上清军将帅统率无方，不通兵法，不懂战术，毫无全局观念，难以发挥本来就已很低的战斗力。因此，在战场上往往指挥谬误，措置失当。
而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战略目标明确。作战时，配合密切，能很好地运用战术。从双方的装备看，清军远逊于英军。当时英国在武器装备、作战方式上明显比中国先进，英国的军事力量明显比中国强，这也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
从当时中国民众来分析，清政府与民众之间是绝对分离的，在外国侵略者强敌面前，广大老百姓并没有支持清政府的对英作战，这也是清政府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进行的鸦片战争是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应该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关于民众力量问题，有人认为，只要民众起来了，几千名英军根本不是对手。
所以在战争中清政府与民众之间是分离的，政府没有动员民众，利用民众，民众也没有支持清政府影响.鸦片战争，英、美、法三国强迫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和巨大屈辱，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
1、不能了解敌人，对敌判断失当：
清王朝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帝国，长期以来，它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盲目排外，视外国为“蛮夷”，拒绝—切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文化的传入，因此，清廷同西欧各国近行贸易虽有近200年的历史，但都是外国人到中国来，而很少有中国人到西欧去，更谈不上对西方列强有什么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林则徐是较早注意了解世情的人物之一，史载：“林则徐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从中了解西方列强的情况。不过，出于时间短，手段少，翻译人才缺乏，他对西方列强的了解是很有限的，对英国的社会制度，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了解也甚为肤浅，因此，所作的判断往往不够准确。直到英国舰队巳在来华途中，林则徐仍向道光帝奏称：英夷近日来船，所配兵械较多，实仍运载鸦片。奸夷借以扬言恫吓，以求得准许其贸易。现在各兵船只在外洋游奕，此东彼西，总无定处。此外别无动静，诚如圣谕（该夷）实无能为。可见林则徐对英国政府出动诲陆军大举进犯中国，也完全缺乏了解，这当然会影响广东方面战备工作的加强。至于其他沿海省份的战备工作就更差了，如英军抵达浙江定海时，兵勇都毫无准备，大沽口的大炮都不堪用，天津、大沽驻防的清军总共不及千人，这与清朝上下对英国将发动的武装侵略了解甚少有直接关系。
2、和战方针不定，战略被动多变：
在鸦片战争中，英政府对侵略中国的远征军训令，原则明确，要求具体，并给前方指挥员在执行过程中，保留有根据情况自行决断的允分余地。纵使后来战事曾多次变化，统帅几度易人．但英国的战略要求基本未曾改变。可是，清朝方面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清王朝对战争的态度，前后有过多次的变化。这除了英国是发功侵略的一方，握有战争的主动权，而清王朝则是被侵略的一方，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外，也与清朝方面对本身力量的盲目自信，和对英国的侵略意图一无所知有直接关系：战前和战初，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不在远洋与敌接仗，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之；广州之战后，则以委曲求全，息事宁人的姿态，避免与英军正面对抗；英军第二次北犯，清廷又决意以武力与英军进行较量；浙东反攻的失败后，清廷又丧失了使用军事手段战胜英军，解决中英纠纷的信心，带之而来的是屈服和妥协。由此可知，清方对于敌情缺乏起码的了解和准确的估计，因而和战不定，战略方针多变，时而增兵，时而撤兵，弄很前方将帅无所措手足。清王朝是一个封建专制帝国，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和战决策也操于他一人之手。决策者远在北京，战事则发生在数千里之外，由于当时通信不便，上下隔膜，各地的情况既不能及时上达北京，皇帝的谕旨也不能及时抵达前线，朝廷的决策常常落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前方的将帅又末被授予临机处置之权，还不得不遵照执行。再加前线将领为减轻罪责，往往夸大敌情和谎报战果，就使这种状况更加严重。
3、军政素质低下，战斗能力不高：
清王朝建立二百年来，无论八旗、绿营均已腐朽，加之清王朝“承平日久”，将弃兵丁均未经战阵，既缺乏实战经验，又缺乏严格的训练，根本不能打仗。这支军队镇压人民或是里手，抵抗外敌则是外行。而且军制十分落后，平时星散于各营汛，忙于繁重的杂役，很少训练；由于薪饷过于菲薄，致令有的不得不兼习手艺杂业，以养家糊口。待到战时，临时从各营汛零星抽调，拼凑成军，因而兵与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营伍散漫，心志不齐，难以形成有机的战斗集体，一旦临阵，兵不听将令，将不得兵力，一遇敌人，往往未战先逃。加之各级将弃不善指挥，不懂战术，据守一地，只知株守炮垒，不布远势，炮火余部并不能有机配合，互相协同，每座要塞都仅一线设防，没有二线阵地，因此一处突破，全线皆溃。防守城镇要塞，往往只顾正面，不顾侧后。而且各路带兵大员仍视人民为仇敌，胡说什么“汉奸遍地”、“汉奸充斥”，“防民重于防寇”，“患在内不在外”，完全与人民处于对立的地位，更谈不上依靠与发动人民共同杀敌了。使清军在战争中毫无作为，坐失良机，非但未能歼敌，反被英军所败。
总之，在鸦片战争中，由于清廷的腐朽没落，闭关锁国和软弱可欺，纵使在天时地利人和上都不处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仍然战败，而且败的如此之惨。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我们知道，1840年，正是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让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把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那么当年英国人为什么就敢对遥远、庞大的中国开战呢？最近，历史学者端木赐香，就在公众号“今日值得花时间”上写了一篇文章，为我们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
大家知道，战争要想得胜，必须要知己知彼。英国，想打开中国的大门，倾销英国的商品，不是一天两天了。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已经多次通过外交或者商业渠道，来搜集情报，详细了解中国的军事、经济水平和风土人情。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次，就是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他们借着给乾隆皇帝祝寿的机会，想趁机和清政府签订一份外交通商条约，但是失败了。不过马嘎尔尼一行人在中国待了一年多，对中国的情况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清政府盲目自大，军事技术停滞，人民生活困苦，地方官贪污腐败。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2年，英国的官方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又派了一艘商船阿美士德号来中国。一边看看有没有可能，扩大对华贸易，一边一集情报，对中国进行近距离的详细考察。
一开始，清政府对阿美士德号上的英国人，和前几拨英国人一样。客客气气地让你吃闭门羹，好吃好喝招待着。就是一说通商，开放，就避而不谈，也不许你和普通中国老百姓接触。但英国人呢，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糊弄了，这次来中国的东印度公司职员里，有个中国通林德赛，化名胡夏米。每到一个地方，都有理有节，坚持不懈地跟当地的清政府官员掰扯，让这些当官的很头疼。
通过这次近距离观察，英国人得到了什么宝贵的情报呢？第一个，他们锁定了中国沿海地区几个适合开放通商的港口城市，比如这个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什么的。后来这些港口，都在中英南京条约里，被要求向英国开放。第二个，英国人找到了和清政府打交道的具体门道。这个胡夏米，就在报告里说了，清政府，从上到下，都是欺软怕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中心，你越低声下气，它反而越骄傲。反过来，你要是语气强硬，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清政府反而会先做点让步，把你打发走再说。第三个情报，英国人说，这个清政府内部，是一级瞒一级，说一套做一套。官员只对上级负责，欺瞒哄骗，说真话反而倒霉。比如阿美士德号强行进了福州港，负责福建省海防的一个武官，陈显生，把英国人进港的消息据实上报，结果下场就是被摘了顶戴花翎。后来这个陈显生，在私下给英国人的信里，说了很多实话，把中国官场的这种逻辑一五一十，和盘托出，这让英国人大开眼界。清政府为了防止人民接触外面的世界，维持自己无所不能的假象，居然要一个无辜的，尽职的官员来背锅。
胡夏米一行得到的第四个情报，也是最宝贵的一个，就是，中国的人民对清政府的敌意，比对洋人的还大。阿美士德号每到一地，都会和当地的中国老百姓接触，进行贸易。胡夏米就发现，中国人民非常热情，因为外国人带来的商品，质量不错，中国也没有，而且外国人做买卖诚实公道。一些当地老百姓就跟洋人吐槽，说当官的要跟你买东西，直接就是明抢，哪里像你们，公平地道。一些沿海地区的读书人，绅士，甚至还私下给洋人写信，说，当官的都是无赖，我们老百姓，很乐意当你们的朋友。当然，为了怕惹麻烦，他们都要求胡夏米，看完自己的书信，就赶紧烧掉。
所以说，这一行，阿美士德号可以说是满载而归，决定下次再和清政府谈判通商问题，必须要以武力为后盾了。为什么呢，胡夏米总结说：第一，清政府欺弱怕硬，武器水平太落后了。二来即使冲突一起，中国老百姓也不大会站在清政府这边，打什么人民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胡夏米的预言，一样没差，全落实了。清政府的军队，不堪一击。而且整个战争期间，老百姓基本都在旁边看热闹，还主动和英国人做买卖，让英国人没有后勤给养缺乏的后顾之忧。
从这个历史事件，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就是说，无论是政府，还是公司，只要形成一个封闭性系统，就没有办法及时应对外来的挑战和变化；另一个呢，就是信息，是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战斗力，就是先机。一个组织能否占据足够多的外部信息，是它软实力的重要组织部分，清政府这个组织，占有的资源不可谓不多，但是它一来自我封闭，二来没有足够的信息获取能力，所以必然被淘汰。
转自网络
让我们来看看鸦片战争中作战双方力量对比的形势。
英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然居于优势地位，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英国侵略军在另一方面又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鸦片战争开始时，英国的“远征军”一共是配有大炮的十六艘兵船（帆船），四艘轮船，以及若干艘运输船’，其全部海陆军人数为五千多。战争后期，增加了兵力。共有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共载炮七百多．门，除炮兵外，有步兵一万余人；由于抽出部分兵力分驻香港、厦门、定海和镇海，向南京进军的兵力不过七千多人。在当时交通条件下，从英国本土航行到中国，至少要四个月。从印度到中国至少要一整月。用少数的兵力，侵入一个遥远的大国，这本来是一种海盗劫掠式的冒险行动。他们虽然可以在漫长的中国的海岸线上任意选择一点进攻，却不敢较久地占领，不敢分散兵力，不敢过于深入，实际上只能靠突袭取胜，进行讹诈。所以侵略军到了大沽口，并不登陆深入，重新回到广东；．侵略军占领了厦门、宁波、乍浦等地后，不久又放弃；最后它进入长江，并不占领什么地方，在南京城下讹诈目的达到后，即退出长江，这些都是因为他一们兵力有限，不敢把战线拉得过长，不敢让战争拖延过久的原故。
中国方面战争领导权掌握在腐朽的封建统治者手里，他们和本国的广大人民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他们不但不能充分利用在本土上作战能够取得的有利条件，反而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丧失了这些有利条件；不但不能利用远来的敌人所处的不利条件，使之陷入愈来愈大的困难，反而使对敌方本来是不利的条件变成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的将军督抚们是怎样解释他们的战败的原因的呢？试举几个有代表性的说法。道光二十一年九月，浙江巡抚刘韵珂在定海、镇海继福建厦门之后失陷时，向皇帝报告说，这三个地方都已尽力做了防御的准备“而该夷乃直如破竹”，其原因他认为是：“盖其炮火器械，无不猛烈精巧，为中国所必不能及。又该送漂泊于数万里之外，其众皆以必死为期，万夫一心，有进无退，而财力充裕，无一处不勾结汉奸，无一汉奸不得其重贿，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凶肆逆，各省不能取胜之实情也”。认定自己无力作战的琦善在道光二十年十二月用“船炮不坚，兵心不固”八个字来说明广东的情形，他又说：“此时若竟与交锋，无论部炮既不相敌，兵心亦多畏葸，……并有内地奸徒，串嘱打仗。故该夷之虚实，我则无由而知，而此间之动静，无时不窥探通报”关于琦善所说的最后一点，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在浙江的奕经也向皇帝报告说：‘“所有宁波一带，山势陆路，汉奸处处为之导引，反较我兵熟悉。。……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以故两次接仗，转致失利”。
可见这些将军们并不认为“船坚炮利”是敌人取胜的唯一原因。他们虽然竭力夸张武器的作用，但还学出了些使他们失败的其他因素：自己方面“兵心不固”，而实行冒险侵略行动的敌人倒是兵心很固；外来的侵入者能尽知我方的虚实，而在本国国土上作战的军队反而象个瞎子似地连“山势陆路”都不如敌人那么熟悉……。这些奇怪现象并不是被敌人吓破了胆的将军们的乱说，不过他们没有把事情说完全，更不能说明这些怪现象产生的原因。
“兵心不固”的现象的确是严重的。道光二十二年四月，皇帝诏书总结战争的情形说，“将井兵了，动谓船坚炮利，凶焰难当。因而见贼仓皇，望风先清”。但这还是把兵心不固归因于武器。其实封建统治者所豢养的军队本来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只能在手无寸铁的人民面前逞凶暴。到了鸦片战争时，清朝军队更是腐败到了极点。徐继畲（在战争时，曾任厦门附近的地方官）这样描写官兵的情况说：“人不知战，名之为兵，实则市人，无纪律，无赏罚，见贼即走”。黄钧宰（《金壶七墨》一书的作者）描写由各省调到广东的军队情形说：“奉调之初，沿途劫夺，……抵粤以后，喧呶纷扰，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攘取财物。校场中互相格斗，日有积尸。”琦善向皇帝的报告中提到广东水师中发生的事情。“众兵曾向提臣（指水师提督）讹索银钱，否则即欲纷纷四散。……该提臣势出无可如何，……每名散给洋银二元，甫得留防”。很多地方海防早已形同虚设，例如在定海第一次失陷时，当地县衙门里当幕僚的王庆庄说：“定镇额兵逾万；后减至二千余，承平日久，隶尺籍者，半系栉工修脚贱佣，以番银三四十元，买充行伍，操防巡辑，视为具文”。封建统治者用这样的军队来同拥有优势武器的侵略军作战，当然谈不到旺盛的士气。而掌握战争领导权的封建统治者在整个战争中一贯地没有坚定的方针。从皇帝到将军、督、抚，和战方针不定，说战没有切合实际的作战方法，稍受挫折，立刻求和；和谈不成，又空喊作战。在这种情形下，当然更谈不到鼓起坚强的军心和民心。
封建统治者既然没有决心反对侵略者，既然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仍然继续纵兵扰民，当然它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帮助的军队，反而不如得到一些汉奸导引的外国侵略者那样熟悉“山势陆路”，这也是不奇怪的。为侵略者所收买的汉奸在居民中终究占极少数。封建统治者无法解决在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矛盾，却极度夸张汉奸的数量和作用。奕经在浙江向皇帝报告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奕山在广东也说：“密查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于是他得出结论说：“防民于防寇，此所谓患不在外而在内者此也。”把几乎所有的民众都说成是汉奸，显然是瞎说，但这种说法恰好说明，封建统治者心目中最大的敌人是民而不是“夷”，即使在同“外寇”——外国侵略者作战的时候，仍然认为“防民胜于防寇”！
外国侵略者多年在沿海活动，的确经过各种途径收买了一些汉奸，到了战时，这些汉奸成了他们的有用的助手。但封建统治者其实并不真是仇视汉奸，特别是一到了所谓“议抚”时，汉奸成了他们所利用的宝贝。例如有一个鲍鹏，本是在广州为英国著名的鸦片贩子颠地跑腿的走狗。两广总督琦善到广州接替林则徐时，把鲍鹏收罗了来，使他成了一个八品衔的官员。琦善在广州与英国人的交涉，开鲍鹏都参与在内。英国人关于鲍鹏的记载说：“这人原在颠地先生在广州所开的公司里当买办”，又说：“我方和琦善之间的前前后后的一切接洽中，联络媒介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买办鲍鹏，他是一个机敏聪明的人，约有四十五岁，混合话说得很流利。”林则徐说：“广东夷务大不可问，静老（琦善字静庵——引者）以为秘计，不令外人知情，密任直隶守隶白含章及汉奸鲍鹏往来寄信，虽甚秘密，其实人人皆知。”
何止这个八品衔的鲍鹏是个汉奸！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
封建统治阶级同农民起义军作战时总是决心很大的，例如最近的一次镇压白莲教起义，即使战争中失利，即使战争拖延不决，它也要打下去。你死我活的阶级矛盾决定了它这样做。但在鸦片战争这样的对付外来侵略者的战争中，它却那样地易于动摇，那样地经受不起挫折，这当然也是为它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浙江巡抚刘韵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向皇帝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就有十大“可虑”。其中第一到第七项说的是敌方武器精良，又有汉奸帮助，自己方面军心民心都不可用，所以无法战争等等。到了第八项，他说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征收漕粮的问题，他说，因为有战争，漕粮收不齐，“今大兵复又失利，催征更属为难”。然后第九项，他说到内地“匪徒聚众抢掠”的问题，他说，虽然已经多方“弹压”，但是“现在米麦蔬菜，价日增昂，小民度日艰难，即使前此各奸民未能复集，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退之徒乘机而起”。最后第十项，是说，“沿海七省，警备已将两载……计七省一月之防费，为数甚巨，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调劳师，伊于胡底？”刘韵珂的“十可虑”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封建统治者看来，对外的战争能一下取得胜利，当然很好，可以更加强在内部的统治。但是失败，那怕是一点小小的挫折，都会使已经存在着的内部危机大大加强起来。长时期的战争是他们所不敢设想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占有人力、物力的优势，有本土作战的地利，补给方便；而英军远离本土作战，无稳定战略后方，补给困难，尽失地利人和条件。清军本应取胜，但胜利的天平却倒向了英军那边。
清军的失败，除了清朝政治腐败、社会经济落后等原因外，军事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战争指导无能，战略方针被动多变。
2。战术落后保守，无近代战争之经验。
3。军队腐朽，素质低下，缺乏实战经验和训练，各省军队不能互相配合。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失败的原因和第一次相比差不多，但第二次比第一次败得更惨。英法联军不仅占领了中国的两个省城，还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警告中国人，对付近代化的外敌入侵是不能用中世纪的方式的，否则结果只有失败得更惨，它还告诉中国人，对付近现代化的外敌入侵，必须在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基础上，发展自身的作战能力，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