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发达

如题所述

北宋时期的社会经济相当的牛B,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顶峰。北宋社会经济生产总值达到了当时世界的百分之八十。
农业发展
北宋时期,农业生产技术以及推广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方农民普遍使用龙骨翻车来灌溉,同时,比龙骨翻车运转力更大的筒车,也用来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车赋》有“器以象制,水以轮济”之句,就反映了这种有轮轴、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动的筒车。北宋政府两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区推广“踏犁”。“踏犁”是一种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个劳动力的功效相当牛耕的一半。这对畜力不足地区解决耕田的困难起过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发现成组的铁制农具,如犁、耧、耙、锄、镰等,其中耙、锄等中耕农具较多,表明了农民对精耕细作的重视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农民还很注意积肥和施肥。他们在长期生产实践中认识到,土壤的性质不同,应施用不同的粪肥。所谓“用粪如用药”。当时对作物栽种的深浅疏密与产量高低的关系,也有所认识。禾谱、农器谱、农书、蚕书等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反映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
宋太宗时,在河北地区修作陂塘,并修筑长六百里的堤堰,设置斗门,引淀泊水灌溉,种植水稻,获得丰收。
清明上河图局部1南方地区水利兴修的成绩更为显著,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等处。如钱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时所修最有成效。这次修筑,吸收五代时的经验,把石块装在竹笼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桩,增强了阻挡海潮冲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顷,年久堙废。
哲宗时,苏轼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农田均获其利。此外,福建莆田县的木兰陂,也是当时著名的工程。木兰陂有宽80米,高10余米,长160余米的大坝,可拦洪、蓄水、排灌,使万顷农田旱涝保收。至今仍十分坚固,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
手工产业
北宋时期,手工业生产有很大进步。当时,各种手工业作坊的规模和内部分工的细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产技术发展显著,产品的种类、数量、质量大为增加和改进。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时期的各种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近年来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
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清明上河图局部2
采矿冶炼
北宋时,金、银、铜、铁、铅、煤的开采冶炼规模都相当大。重要冶铁中心徐州东北的利国监,有三十六冶,矿工约四千人。江西信州(上饶)及其附近盛产铜、铅,“常募集十余万人,昼夜采凿,得铜、铅数千万斤”。安徽繁昌冶铁遗址中,有高约2米,面积达750平方米的废铁堆,反映了当时冶炼的规模。在开采冶炼规模扩大的基础上,产品的数量大有增加。以铜和银为例,宋神宗时岁课铜1400多万斤,银20多万两,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税率计算,可推知年产铜7000多万斤,银100多万两,产量都超过唐朝数倍。另外,采矿冶炼技术也有很大进步。
漕运造船
北宋定都开封,东南漕运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运输工具,加之海外贸易兴盛,便促进了造船业的进步。
官营作坊以造漕船为主,同时造座船、战船、运兵船等,民营作坊则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为例,真宗时,年产量达2900多艘。北宋船只的体积和载重量相当大,徽宗时造的出使高丽的大海船,称为“神舟”,据估计可装载20000石以上货物,载重量约为1100吨。海船都是“上平如衡,下侧如刃”的尖底船,具有吃水深、抗风浪强的优势。海船上主桅杆高十丈,头桅高八丈,共装帆110幅。全船分作三舱,中舱又分四堂。这种隔舱防水设备是中国造船工人的首创。
更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指南针已应用于航海,这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北宋时,舟师在航行中,夜观星,昼观日,遇阴晦天,则看指南针。
城市发展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到北宋出现了新的转折。北宋以前的城市,一般是坊、市分区,即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北宋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彻底打破了“坊”、“市”的界线,商店可以随处开设,不再采取集中的方式。
清明上河图局部3 北宋都城开封是最繁华的城市,市内手工业作坊众多,街道两旁商店、旅舍、货摊林立,人来车往,十分热闹。市场上的商品既有来自国内各地的百货,也有来自国外的各种商品。营业时间不受限制,除白天营业外,还有夜市和晓市。城内另有固定市场和定期集市。其中大相国寺每月开放五次,规模很大。市内还出现了“瓦舍”(或称“瓦肆”),里面有“勾栏”(歌舞场所)、酒肆和茶楼,还有说书、演戏的,成为娱乐的中心。宋人张择端所画《清明上河图》,就是当时城市商业繁荣的艺术反映。
北宋时期,由于旧坊制被打破,城市中行业分区性逐渐消失,因此行会的地位更显重要,组织更加严密。唐朝时,有些城市商业区域扩大到城外,叫做草市,北宋时更加发展。农村中还有定期开放的小市,北方叫做集,南方叫做墟或赶场。在草市或集、墟的贸易中,农产品和布帛竹木器等日用品占大宗,也有一些生产工具的交易。有些草市或集、墟在交换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固定的市镇。市镇是城市和乡村的桥梁,它的发展,有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
金钱交易
随着北宋商品交换的发达,货币流通量也明显增加。唐玄宗天宝年间每年铸币32万贯,北宋从太宗时起每年就达到80万贯。以后逐渐增加,到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达六百余万贯。除铜、铁钱外,金银也作为半流通性货币使用。租税的征收、官俸的发给和对外贸易都使用银两。大城市有金银铺和兑房,专门买卖金银和兑换货币。国家税收中白银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1021年(天禧五年)为883900多两,到1120年(宣和二年)为1860万两。黄金虽在流通,但不占重要地位。
交子——北宋货币北宋时期还产生了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北宋建立后,四川地区长期使用铁钱,因铁钱重,携带不方便,公元10世纪末叶,成都市场上遂出现所谓“交子铺”,发行纸币“交子”,代替铁钱流通。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冬,政府看到发行交子有利可图,即借口商人争讼不息,正式创立“交子务”,改交子为官办,以36万贯铁钱为准备金,定期发行,流通区域仍限于四川。徽宗时,改交子为“钱引”,扩大流通区域。但钱引不备本钱,大量印发,于是成为人民的一大祸害。
商税专卖
由于商业发达,北宋政府对商税特别重视。在全国各地设置场、务等机构,专门征税。
宋朝商税分为两种:过税,每关值百抽二,是对行商抽的;住税,值百抽三,是对坐贾抽的。正税之外,还有杂税。随着商业的繁荣,商税日益成为政府重要财源之一。真宗景德年间,商税只有450万贯,到仁宗时,即增加到2200万贯。
北宋政府为了搜刮更多钱财,对盐、茶、酒、矾等实行专卖,即由官府控制这些物品的生产并垄断销售。北宋专卖制度的实行,使得封建政府大获其利,但影响了私营工商业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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