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发表以来，读者和论著不计其数。普遍认为杨二嫂“是一个贪婪、尖刻、鄙俗的小市民典型”，大加贬斥。我认为，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我们从小说的具体内容出发，客观地分析有关材料，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杨二嫂形象的全部意义和真正价值。
一、杨二嫂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
中国古代社会，随着封建统治的加强和专制主义的膨胀，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也逐步完整和条理化。封建等级制度的基本点：上尊下卑、男尊女卑，成为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这种观念钳制下，妇女遭受最沉重的压迫，处于绝对从属的地位。两千年间，对妇女的限制日趋严格，“三从四德”就是套在妇女脖子上的众多绳索中最粗的一条，它曾束缚了多少妇女，它曾窒息了多少妇女？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政权，可是封建观念尤其是宗法思想、等级思想仍根深蒂固，继续毒害人民，腐蚀大众的心灵。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不就是宗法思想的牺牲物吗？孔乙己不正是等级观念的殉葬品吗？闰土不也是受封建精神毒害才麻木不仁的吗？然而，杨二嫂却是一个无视等级差别、任性不羁的奇女子，她的言行无一符合“四德”准则。
封建卫道士告诫人们：女子必须“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礼记·昏义》）这就是所谓“四德”，是封建社会女子的行为准则，也是旧中国妇女的枷锁。杨二嫂根本不理会这些规矩，我行我素，无拘无束。
妇德是指妇女贞顺的德行。晋时张华在《女史箴》中指出：“妇德尚柔，含章贞吉。”可是，杨二嫂泼辣肆行，她的身上没有一丝柔顺：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一种尖利的怪声突然大叫起来。
这是对杨二嫂出场的描写，先声夺人，后状神情，使读者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语言描写连用三个感叹号，任意对“我”品头论足，表现她的“非礼”；又用“尖利”、“怪声”、“突然”、“大叫”等淋漓地写出她德行的粗俗。这哪里有一点“柔顺”的温情？杨二嫂的出场描写，如同戏剧人物上场第一个亮相，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作者又花了许多笔墨，不厌其烦地描写杨二嫂的德行，毫无“含章贞吉”的痕迹，如：
圆规很不平，显出鄙夷的神色，仿佛嗤笑法国人不知道
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
华盛顿似的，冷笑说
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
妇言是指妇女温和的言辞。《后汉书·曹世叔妻》：“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杨二嫂出言不逊，说话刻薄，蔑视上尊下卑、男尊女卑的古训，有恃无恐，脱口而出，恶语伤人，令“我”难堪、讨厌，如：
“忘了？这真是贵人眼高……”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还说不阔？……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杨二嫂对“我”直呼其名，这在一般人来说，已是无礼之举；更不能容忍的是她一会儿故作姿态地反问，一会儿装腔作势地调侃，一会儿不留情面地挖苦，表现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杨二嫂辛辣尖锐的语言，毫无顾忌的态度，尽管有许多不实之辞，但是毕竟写出一个心直口快，冲破妇言约束的女子的风貌。
妇容是指妇女端庄的仪容。
《儿女英雄传》阐述道：妇容“须要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动不轻狂，笑不露齿；总说一句，便是‘端庄’两个字”。如果说早年的杨二嫂“擦着白粉，颧骨没有这么高，嘴唇也没有这么薄，而且终日坐着”，以色相招揽顾客，已无几分端庄的话，那么今日“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象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的杨二嫂，言语莽撞，手脚又不干净，捞着一个狗气杀竟“飞也似的跑了”，简直无一点端庄可言，活脱脱是个
母夜叉。杨二嫂的容态与“妇容”的要求格格不入，正表现出这个形象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和价值。
妇功是指纺织、刺绣、缝纫等。《后汉书·曹世叔妻》说：“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往日的“豆腐西施”“终日坐着”不事妇功。眼前的“圆规”，快嘴利牙，爱管闲事，能安心纺织、刺绣、缝纫等事吗？实际上，“没有系裙”已暗示她不管“酒食”之类家务；“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更是明明白白地写她未“专心纺绩”等，而只想占别人便宜。
可见，杨二嫂的言行与“四德”要求迥异。她不顾清规戒律，无视尊卑秩序，由着自己的性子，表现出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倾向。因此，杨二嫂的肆无忌惮，具有人性解放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她比逆来顺受的闰土积极而有价值。
二、杨二嫂是旧社会的畸形儿
《故乡》中，杨二嫂与闰土处处形成鲜明对比。不少论者以为杨二嫂的“尖刻自私衬托了闰土的憨厚朴实”。其实，远不止此。
“我”与闰土久别重逢，“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亲热地叫一声：“闰土哥”！可是，闰土“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这一段神态描写，写出了闰土的自卑，写出了“我”与闰土之间的鸿沟。在封建等级思想的摧残下，闰土失去了少年时代的小英雄气概。更可怕的是他还用这种精神鸦片麻醉后代：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一句一个“老爷”地叫“我”，而且拖拉儿子给“我”磕头、打拱。当母亲让他与“我”如儿时“哥弟称呼”，他却振振有辞道：
“阿呀，老太太真是……这成什么规矩。那时是孩子，不懂事……”
又是固执己见，坚持“规矩”，又是检讨过去，自责“不懂事”，善良的闰土竟变成尊卑观念的保护者。杨二嫂与他恰恰相反。前面已说过，杨二嫂对“我”毫不恭敬。在她眼里，“我”虽然有钱有势有地位，可仍是一个小辈，所以叫一声“迅哥儿”，表示长者对后生的亲昵，更表示她和“我”的平等。闰土对“我”恭敬而墨守陈规，言必称“老爷”；杨二嫂对“我”讥讽而多多冒犯，藐视“我”的尊严。闰土说话吞吞吐吐，断断续续，谦恭但含糊，见出他的迟钝和顾虑重重；杨二嫂快人快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信口雌黄。一个“麻木”得可卑可叹，一个“恣睢”得可恨可怕，二者相互映衬，即杨二嫂的敏捷衬托了闰土的愚拙，闰土的谦卑反衬了杨二嫂的放肆，缺一不可。
闰土是地道的中国农民的典型，在他身上有着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朴素、憨厚、诚实。这是广大读者公认的，恕不赘述。杨二嫂是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市民，在她身上携带着旧商人的病菌：刻薄、贪利、自私、狡猾。为了自身利益，她先是大言不惭地直接索要财物；未达目的，便曲意奉承讨好，甚至胡说八道，公然造谣；仍不奏效，就冷嘲热讽，强行要东西。明要不成，干脆暗偷，“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硬偷走了。不仅如此，她“每日必到”，东寻西觅，无非是想多捞点什么。一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便以功臣自居，竟自说自话“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这已近乎抢掠了。杨二嫂卑鄙、庸俗的劣迹，显示了社会的病态。作者对杨二嫂损人利己、惟利是图的处世哲学，持批判的态度。然而，乡下的闰土终于麻木，镇上的杨二嫂日益恣睢，都是特定的社会环境使然。这就深刻地揭示：辛亥革命不但没有解救农民，反而使他们更加贫困、愚昧，甚至连镇上的小市民也破产、堕落。可见，杨二嫂这一艺术形象，使小说的主题思想更完善和更深刻。
“我”对闰土和杨二嫂的感觉，也截然相反。旧日的杨二嫂，“我”“完全忘却了”。她的出现，使“我吃了一吓”，“愕然了”。面对她的嗤笑、冷笑，“我惶恐着，站起来说。”这些都是紧张心理的反应，情不自禁。当她大放厥词后，“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这是出于无奈而有意回避。可见，耳闻目睹杨二嫂的言行，“我”的心理呈现“吃惊——害怕——气愤——冷静”等几个阶段。当母亲提起闰土，“我的脑里忽然闪出”少年闰土的形象，并关切地询问：“他，——怎样？”话语中饱含深情。“我”看到衰老的中年闰土，“不由得非常出惊，慌忙站起身，迎着走去。”可是一声“老爷！”好似一桶冰水把“我”的热心浇得冰凉，“我也说不出话。”“我”觉得闰土“仿佛石像一般”，“像一个木偶人了。”对闰土，“我”心理反应是“联想——兴奋——失望——怜悯”。面对闰土和杨二嫂，表面看来“我”有过类似的心理反应：惊奇和沉默，实则完全不同。杨二嫂的言行肆行无忌使“我”“愕然”；而闰土的衰老、呆滞使“我”“非常出惊，慌忙”。前者因陌生而害怕，后者是出于熟识而关心。杨二嫂肆力摆脱一切羁绊，无中生有地捏造，使“我”气得“无话可说”，这种沉默是不满和厌烦的表示；闰土竭力维持封建的精神桎梏，使“我”失望而“说不出话”，这种沉默含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情。
总之，杨二嫂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作者描写杨二嫂，几乎没用一个褒词，而有不少贬词，但是这不能说明作者彻底否定这个人物，正如作者曾用许多褒词形容闰土、处处透露对他的怜恤，并非全盘肯定这个形象一样。杨二嫂这一艺术形象，蕴涵扬弃因素，作者对她既批评，又同情。当然，作者对这两个人物采用不同的表现手段，对闰土是先扬后抑，为抑而扬；对杨二嫂则抑而不扬，抑中暗扬。同时，杨二嫂和闰土缺一不可，他们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共同表达了主题思想。逆来顺受的闰土和任意胡为的杨二嫂，从正反两方面表现了民众的可卑可哀。这正如同鲁迅的《药》，用华小栓和夏瑜两个形象，表现了民族悲剧。
三、杨二嫂是“我”和闰土的同路人
离开故乡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看见宏儿和水生亲亲热热的样子，油然产生种种联想：
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 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很清楚，这里的“大家”包括“我”、闰土、“别人”。“别人”，是指杨二嫂，但又有更广泛的含义。“恣睢”即放纵，就是不加约束，不守规矩，没有礼貌，任意胡来。从小说内容看，“辛苦恣睢”是指杨二嫂。她从“豆腐西施”到“细脚伶仃的圆规”，颧骨高了，嘴唇薄了，不再“终日坐着”，是很辛苦的；她锋利尖刻、毫无顾忌的言语，明要暗偷、顺手牵羊的行为，完全是纵情妄为。她的言行引起“我”的不满，造成“我”与她的隔膜。但是她毕竟也是受压迫、被损害的人。三个“辛苦”并列，暗示“我”、闰土、杨二嫂虽有差别，而仍处在同一社会层面——被统治被羁勒的地位。用“别人”代替杨二嫂，不仅表现了“我”对她的轻蔑，而且扩大了杨二嫂形象的内涵，表明了这个人物的一般意义，即泛指许许多多像杨二嫂一样“辛苦恣睢”的人们。这些人，都属于“我们”这一范畴。
细细体会，鲁迅先生对杨二嫂的“恣睢”，并非一味否定，而是有所肯定。且不说，他把“恣睢”与“展转”、“麻木”并列，肯定是生活所迫；就是从“我”的心理描写中，也隐隐约约透露这样的信息：
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
“高墙”是什么？鲁迅在一九二五年《为俄文译本写的＜阿Ｑ正传＞序＝说得很清楚：“在我自己，总仿佛觉得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这就是我们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说是高下各不相同。其名目现在虽然不用了，但那鬼魂却依然存在。”“高墙”就是封建等级观念。正是这一“鬼魂”导致了“我”、闰土、杨二嫂的“隔绝”，使“我”变成孤独，非常气闷。这就是说，“我”希望拆毁这堵高墙，与闰土和杨二嫂心心相印。可见，“我”虽然“怕”杨二嫂，可是并不排斥她。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和闰土的“希望”，都是供人盲目崇拜的“偶像”，有麻痹作用，无实际效果。这种希望，不可能实现，有也如同无，所以“无所谓有”。“我”憧憬的美妙的景象中，少了一个勇武的小英雄，终于使“我”恍然大悟：希望就象路，是由许多人走出来的！这里作者借“我”的思想觉悟，号召彼此“隔膜”的人们，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共同开拓新路！“走的人多”，当然不只是“我”和闰土，还有杨二嫂们。开拓新路，要靠“大家”；摧毁“高墙”，更需要杨二嫂那种“恣睢”精神。毫无疑问，杨二嫂是拆墙、拓路大军中的一员。
凡此种种，都说明鲁迅先生对杨二嫂并非一棍子打死。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既有严厉的批判，也有真诚的同情，甚至还有含蓄的肯定。作者的创作意图正在于：“我”应该团结闰土、杨二嫂，开创理想的道路。
综上所述，杨二嫂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孕育的小市民形象。市民妇女，比较注重现实的个人利益，不愿听人摆布自己的命运。因此，一方面她们敢于冲破等级观念、宗法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她们任性妄为、不惜损人利己。杨二嫂没有我国封建时代妇女的温良忍耐的品格，她是扎根于商品经济的孤岛、生活在小农经济的汪洋而畸形发展的典型，所以客观上她有反封建专制的要求，主观上又不可避免地沾染小私有者的劣行。作者塑造杨二嫂，不仅仅是为了反衬闰土，也不仅仅是为了从侧面说明农村衰败。杨二嫂固然损害了别人，可是更重要的在于她也是一个被损伤、被欺凌的人，是“我”和闰土的同路人。小说的字里行间，透露了作者的这个思想。所以说，《故乡》不仅揭示了闰土痛苦生活的现实和根源，而且巧妙表达了作者希望不要“大家隔膜”，共同开拓新生活之路的强烈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