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宁认为高尔基声名远播的背后某种不知名的因素，“已经有多少年的世界声誉了。这种声誉就其无功受禄而言是完全不可比拟的，它是建立在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在许多其他情况（例如，群众对他生平的完全不知情……）汇集的基础上的，而对于享有者来说则是无法估量的幸运。”
高尔基快速成名的例子在俄罗斯文学界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他快速成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才华。梅什科夫认为，他的迅速成名还是另有原因的。首先，“人们对他这些不平常的人生经历感兴趣”。另外，当高尔基的流浪汉用“有教养的语言，而且是诗一样的语言”向那些所谓的“正派人”叙述自己悲惨的不幸时，“他们是多么吃惊”这种现象不单单是文学的，它不是用文学的方式打动人们的。”而马克思主义者对高尔基的评价到了言过其实的地步，同样有着某种政治考量在里面。 高尔基作为革命前的左派作家是布尔什维克的老朋友，但在十月革命后初期因同情被镇压的孟什级克和其他派别的社会主义者而一度与布尔什维克闹翻。他抗议对知识界的大逮捕，尤其对俄共政府1918年1月武力解散全民参选的议会并屠杀抗议的工人感到痛心疾首，把这一天比为沙皇时期的“流血星期日。并激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员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等文字，成为著名的“不合时宜”者，而于1921年出走国外。但是随着苏俄政权的日渐巩固、民主希望已经破灭，苏联工业化成就与国力的发展引起了他的民族主义认同，尤其是国外生活的不顺利等种种原因，使得高尔基在1920年代后期逐渐“转弯”。开始不断回国参观。
在斯大林异乎寻常的隆重“礼遇”下，他终于在1931年回国定居，从此“痛改前非”，从“不合时宜”者转变成为斯大林在意识形态方面重要的宣传家。基于“补偿式表忠心态”，高尔基此时在宣传上特别高调。大清洗的初潮时期，他以那“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名言。对无数“人民的敌人”（许多是他过去的朋友）落井下石。血流成河的清洗高潮虽然是在他死后，但那舆论的制造他无疑功不可没。
关于晚年高尔基的争议甚多。即使在批判斯大林的人中也形成了两种相反观点；一种认为高尔基晚年一直在以曲折的方式与斯大林斗争，甚至他的死都可能是斯大林所害。另一种认为他晚年完全听命于斯大林，是后者的奴才与工具。事实上人是复杂的。高尔基的“痛改前非”不能说一点没有真正思想转变的因素，但个人利益的权衡是主要动机应当毫无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