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是一位毕生追求真理和世界文化进步的伟大作家。对俄罗斯本民族历史的熟知，对人类文化成果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可以说，他是欧洲先进思想文化的崇拜者。他在谈及普希金与果戈理的关系时所说的一段话，颇能说明这一点。他说：俄国比别的国家更多生活在宗教及神学教育的重压之下。这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当欧洲式的人物普希金——一个熟知本国的过去、但并未受其毒害的人，指导着果戈理的意志和想象的时候．果戈理才是健康的、积极的。高尔基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弊端，对于欧洲文化、特别是欧洲现代文化的优越性是有深刻洞察的。
在作为人道主义者的高尔基的心目中，“东方”和中国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上被看待的。在文化形态、文化发展史的层面上，“西方”是与现代大工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的思想文化相联系的，它具有很多积极的、进步的因素；而“东方”则与落后的亚纫亚生产方式、偏低的科学技术水平、保守的思想文化相联系，带有一系列消极的、停滞的特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高尔基在他的大量作品和论著中，对东方文化。（包括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面）作出了痛切的批判。在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二十世纪人类生活现实的层面上，“西方”又往往是和干涉、入侵、颠覆、霸权、掠夺等行为相联系的。东方”和中国则成为所有这些反人道行径的受害者。从这一层面上看。高尔基的笔端又倾注了对作为被欺凌、被损害者的“东方”和中国的真挚同情。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这位曾两度邀请契诃夫一起来中国；却终于未能成行的俄罗斯作家，都显示出对于中国的深切的人文关怀。
高尔基是一个从社会底层奋斗起来的作家形象，他一生都在为俄罗斯人民的幸福和利益而奋斗，却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民用暴力夺取政权，反对在革命胜利之后苏维埃政权以粗暴方式进行文化革命。发生在高尔基身上的现象和因惑是由高尔基本身的性格和价值观念造成的，是高尔基人道主义理想和那个时代间的现实差距造成的。
十月革命后。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高尔基本人也像其他的旧俄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政治上转向和在新社会中的定位的痛苦过程。在此期间，高尔基出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良知。既与新政权合作又与其抗争，试图维护自身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和实际地位。同时他也不得不随波远流，在主观上力求自己适应急遭的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甚至违心地说出许多“极合时宜的话”，做出一些“极合时宜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