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良知使他放弃了文学，文学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得失与否，让历史去评说。但是我真的庆幸，他成为了文物研究专家。
沈从文（1902－1988），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散文家和考古学专家，原名沈岳焕，生于中国湖南省
凤凰县。
沈从文1920年代起蜚声文坛，与诗人徐志摩、散文家周作人、杂文家鲁迅齐名。沈以小说创作著称，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作品是《边城》，一曲关于湘西世界的诗化情感哀歌。在散文方面同样有建树，
《湘行散记》、《从文自传》，文字清新可喜，又有湘西人的虎气。1948年受到郭沫若等的批判，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中止文学创作，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服饰。代表作品有
《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和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
1948年沈从文写完最后一篇小说后，便搁笔不再进行小说创作。在创作的盛年，一代文豪突然搁笔休书，让不少人为其扼腕叹息。但是，文学界的很多人都知道沈从文为什么要这样做。
194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中国的历史即将迎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动荡与变革。生性敏感的沈从文自然也会感知到。这一年，沈从文在给大哥的回信中写道：“惟十天半月可能即有地覆天翻大战发生！在此熟人统用一种沉重心情接受此历史变局”，他的用词精准而微妙，是沉重忧虑而并非期盼的喜悦。这里可以看出他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政治敏锐：政权变了，知识分子也必然随之改变。
在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成政治的传声筒的左翼文学当道的1940年代，沈从文和京派的一些作家并没有卷入这股洪流中去。作为有独立艺术追求的作家，沈从文和
朱光潜等一些学者型作家始终认为，文学要和政治保持一段距离，不能沦落为政治的宣传工具。
然而在1940年代，这和主流的声音是相背离的。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一文，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并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
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已不是简单的文艺观念上的对立和讨论，这是一顶政治的大帽子，将一个作家归于反动派去了。
接着，沈从文于1948年12月31日宣布封笔，不再进行文学创作。
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压制着自由创造的渴望，这是怎样的一次精神上摧毁性的打击？沈从文在1949年元月说道：“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
1949年，沈从文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后，心如死灰，感到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他曾两度试图自杀而未果。既然不能死，就要找个活着的理由。从发疯到自杀，再到寻求新的生活目标，这是一段难熬的历程。当一个作家不再创作的时候，他需要去寻找下一个事业，让它能安放自己灵魂。于是他选择了文物研究与整理。
美国人金介甫评述沈从文时说道：“美是沈从文的上帝。”当他自己在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湘西世界的美和爱不再被欣赏时，他决定到地下去寻找，到历史中去寻找，到废墟中寻找。
那个几乎因为文学创作而自杀了的人，从死亡线上回归后，似乎看清了未来文学的发展趋势，而忽然变成豁然大度。这从他给一位当时的文艺青年的复信中可以窥见一二：“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
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作为知识分子，要想避免毁去，还是要依托于文化。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历史博物馆，坚忍不拔地向着另一条寂寞之路跋涉，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沈从文就与文物结缘，
《沈从文自传》里介绍，沈从文很早就“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1922年到1923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
陈渠珍的书记。当时，陈渠珍的军部会议室大橱柜里有书，有字画碑帖，有古瓷铜器……这些东西就由沈从文负责。这让他得以接触到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献古籍、明清绘画及铜器，为他的文物历史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解放前住在北京，沈从文最喜欢在琉璃厂流连。这种兴趣，用他的话说，“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
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
1937年到1949年间转行前，沈从文已写过一些谈书法、木刻、美术、演剧乃至文物保护的文章。他的《读展子虔〈游春图〉》就写于该时期。
早在建国前，他对文物保护就具有极大的热忱。彼时，
北平正处于炮火之中，沈从文致信
凌叔华，对文物破坏与保护的无视表达了极大的不满：“北平也许会毁到近一二年内战炮火中，即不毁，地方文物也一天一天散失，什么都留不住。”
与此同时，他也表明了自己对文物工作的规划与预期：“从近事看发展，中国美术字画铜玉时代已过时。其地方性特种美术品，将更能引起各方面注意，也易与现代接触……十年后一定还可把许多有地方性工艺品，使之与现代工艺重新接触。”可以看出，沈从文对文物工作的了解和热爱，也已经超乎寻常。
带着隐痛的沈从文一头扎进了被破四旧给打得落花流水的中国文物废墟里，仔细研究曾经无比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艺术。他不仅研究作为主流艺术的服饰、建筑、玉器、书画、辇舆、车乘、织锦、刺绣和漆器等，也研究为当时疯狂的革命所抛弃的各种古玩，如扇子、铜镜等等。
在他的精心研究下，那些被推倒、被打碎、被遗弃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栩栩如生地重现在中国的书架上。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他呕心沥血撰写了大量著作，如《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其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更是填补了中国服饰研究的历史空白。
郭沫若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
“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
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兄弟民族的影响。历代
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不像一般服饰史采用章节体，按时间顺序分名目论述，在材料处理上，作者的思路和方法是“先就馆中材料和个人习见材料，按年代排个先后次序，分别加以摹绘。”全书共179篇，从实物、图像出发，整体结构像一部学术论文集。
这部书是新中国服饰史研究开山之作，资料丰富、考证精确，见解独到，图文并茂，对
中华民族三千多年的服饰文明进行了择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是一部体大思精的学术巨著，也是一部丰富可靠的资料选辑，曾作为国礼被国家领导人赠送外宾，做文化交流之媒介。
更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在引言里写的一段话：“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仍有相通处……给人印象，总的来看，虽有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他念念不忘的文学创作仍然带到了他的文物事业里。
他以文学家的姿态去完成文物专家的工作，并以这种情怀为无生命的文物吹进了烟火的气息。同样，他的文人情怀也在服饰研究中随处可见。在谈到服饰变迁时，从商到清，照例用他素淡的笔墨，娓娓道来。
到最后却笔锋一转，“照规定，清代农民是许可穿绸纱绢缎的，可是事实上穿绫罗绸缎的仍然是那些地主官僚们、大商人们，至于受尽剥削、受尽压迫，终年辛勤难得一饱的短衣汉子们，能求勉强填满肚皮，不至赤身露体，已经很不容易，哪里还能穿得上丝织品！”
沈从文对他的文物世界倾注的是和文学创作同样的热心与真诚。他对大量文物进行整理与归类，并加以生动而富有历史感的解说。这决不是一个专家谈论自己饭碗的那般程式化。他俨然已经把文物当成自己事业的极其重要的一部分了。
沈从文的文物世界和他的湘西世界一样，有悲哀的静静流淌，又有生之大欢喜。沈从文在变化着，一如他所说：“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的死亡”。
我们所欣喜的，是在他的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向里，洞察到人生百味、
人间烟火，并且重新认识到一个一直未曾离开文化世界的沈从文。这也是应了他的那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有很多人在讨论和权衡沈从文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的得与失。在《沈从文转业之谜》这一篇著名文章里,作家
汪曾祺如是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
1980年，沈从文在美国演讲时，也谈到了他的转业：“我借此想纠正一下外面的传说，就是说我在新中国成立后，备受虐待，受压迫，不能自由写作，这是不正确的。实因为我不能适应新的要求，要求不同了，所以转到研究历史文物方面。”沈从文曾说：“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
作为历经各种运动的老运动员，沈从文知道应该如何说台面上的语言。但是，他内心的伤痛和遗憾真的不容易被人了解。有报道说，1985年，有记者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情，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没想到，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也许文物研究是作为文学家在后半生不得不选择的职业，但是，这确实是他在那样的时代最适合他后半生的职业。因为文物研究，他让大量掩埋在废墟中的文物显现光华，因为文物研究，他著述了不朽的著作。
1981年，沈从文在湖南省博物馆演讲时说道：“我深深觉得这几十年生命没有白过，就是做说明员。”在美国一所大学演讲时，他说道：“我所研究的问题多半是比较新的问题，是一般治历史、艺术史、作考古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机会接触过的问题。”这是他在文物方面的自负和自信，也是只有付出了真诚和心血的人才会有的自信。
我们真的无法评价解放后沈从文如果继续作为文学家会是怎样的后果。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如果解放后沈从文继续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他会遭遇到怎样的命运。文化革命中，即便他早已经停止了文学创作，还是遭受了非人的屈辱。
如果他继续呢？要么他成为一只叽叽喳喳的喜鹊，在饿死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歌唱着希望的田野，要么，还是按照他《边城》的调子继续写作，其结果可能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一系列作家学者名单里再添上一个名字。
文学的良知使他放弃了文学，文学家的智慧使他走向了文物。从文学到文物的转变，得失与否，让历史去评说。但是我真的庆幸，他成为了文物研究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