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亲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
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
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
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
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译文：
苏轼开门见山指出，什么叫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理想的局面是百姓无怨无诉，不用向官府求告就能解决问题。其次是不能够达到无诉无怨，但只要百姓有诉求，都能得到回应解决，不在乎地位和地域的差别。也算是天下大治了。
然后用人的身手比喻；人的身体任何一处只要稍有躁痒，手就随即而至。“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但怎样才能做到“天下可使为一身”？他认为，重要的关键是推行仁政。所谓的爱民如子，视君如父。因此，“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
笔锋一转，以“今也不然”折引当下，历数弊端。百姓有怨，求告无门。如诉之于天，如诉之于鬼神。高官高高在上不察民情，基层官吏贪污不堪贿赂肆行。“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与前述两相对比，当下的危世败局已赫然在目。
一般而言，法治是当政者的首选治国方略。文章把这个论点隐略了。而直接以汉唐朝和宋朝当下作为论据两相比较；“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
汉唐朝的弊端在于法制不明，导致“故小人以无法为奸”。而当下却是法网恢恢，举手动足皆涉法。但贪官污吏却以借法整人敛财，逃避罪责。“故小人以法为奸。”
议论到此，不禁引人入胜。此路不通，途径何在？之后文章又另辟蹊径“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政事繁多的主要原因是官吏和部门的私利所致。都是变着法要以权谋利。
行文到此，才把中心论点“决壅弊”赫然亮出。在列举了王猛治秦的史实，分析了当下官场的各种弊端后，苏轼顺理成章的推出"决壅弊"的措施；“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苏轼的说法简而言之，政治要务实；说到底还是人的因素第一。执政者要励精图治，勤政为民，接地气，做好表率；管治要减省烦民扰民的政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有赖于必须具备高素质的官吏队伍。他认为表面上的法治与否都不是关键的。
想法不错。但再仔细推敲，如何才能做到“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岂不是又是没有答案的答案。
苏轼还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从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来看，以人治为基础的儒家仁政理想不仅从来没有实现过而且史实证明也是行不通的。毕竟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这是毋庸置疑的。
扩展资料：
苏轼，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
；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
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苏轼
所贵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欲。此尧舜之盛也。其次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使远方之贱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识官府之难；而后天下治。
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两手而已，疾痛苛痒，动于百体之中，虽其甚微不足以为患，而手随至。夫手之至，岂其一一而听之心哉?心之所以素爱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亲听于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圣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众，四海之广，使其关节脉理，相通为一，叩之而必闻，触之而必应，夫是以天下可使为一身。天子之贵，士民之贱，可使相爱，忧患可使同，缓急可使救。
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诉其冤，如诉之于天；有不得已而谒其所欲，如谒之于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详悉，而付之于胥吏。故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至于故常之事，人之所当得而无疑者，莫不务为留滞。以待请属，举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钱无以行之。
昔者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虚无据之法而绳天下，故小人以无法为奸。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故小人以法为奸。今天下所为多事者，岂事之诚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则新故相仍，纷然而不决，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
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职，不待教令而办。四方之宾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纤悉，莫不尽举，而人不以为烦。盖史之所记：麻思还冀州，请于猛，猛曰：“速装，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关，郡县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无留事者，至于纤悉，莫不皆然。苻坚以戎狄之种，至为霸王，兵强国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为，固宜其然也。
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顾私；而府史之属，招权鬻法，长吏心知而不问，以为当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权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厉精。省事，莫如任人；厉精，莫如自上率之。
今之所谓至繁，天下之事，关于其中。诉之者多而谒之者众，莫如中书与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书听其治要。郡县钱币，制于转运使，而三司受其会计，此宜若不至繁多。然中书不待奏课以定其黜陟，而关预其事，则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赢虚，至于毫毛，以绳郡县，则是不任转运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
古之圣王，爱日以求治，辨色而视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则终日为之不给。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废一事，一月则可知也；一岁，则事之积者不可胜数也。故欲事之无繁，则必劳于始而逸于终，晨兴而晏罢。天子未退，则宰相不敢归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则百官莫不震悚，尽力于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则纤悉隐微莫不举矣。天子求治之勤，过于先王，而议者不称王季之晏朝，而称舜之无为；不论文王之日昃，而论始皇之量书。此何以率天下怠耶?臣故曰：厉精莫如自上率之，则壅蔽决矣。
【翻译】
朝廷清明、天下太平，最可贵的是什么？首先是天下没有诉讼没有冤情，人们不用拜谒（上级）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这是尧舜时期的盛世。其次是有诉讼，诉讼后一定能得到审理；要拜谒（上级），拜谒后一定能得到关怀。让远方的小官吏，不认为朝廷是很高的；让普通的小民，不认为官府是很难打交道的。这样天下就安定了。
比如一个人的身体，有一颗心两只手而已。病痛骚痒，在身体的各处，虽然非常微小不足以成为大患，而随手就能达到。手能达到，难道不都是听从心的指挥吗，心一致深爱着身体，而手又一致熟练的听从心的指挥，所以不用命令手就自然地一下子够到（不舒服的地方）。圣人治理天下，也不过如此。众多的官员，广阔的四海，梳理它们关节、脉络，使之相通为一。一敲门就能听到，一接触就能反应。这样天下就好像成为一个身体。高贵的天子，卑下的士民，都能相互关爱。能够同忧患，相互救援急难。现在不同了。天下有不幸的人诉讼冤情，就像对着天诉讼一样。有不得已而要拜谒（上级）来达到自己目的，就像参见于鬼神一样。公卿大臣不能了解详尽的内情，就交给属下的官吏，所以先送上贿赂的，早上的请求晚上就能得到满足，空手而来的，一年到头什么也得不到。对于平常的事情，人人都能理解无疑的，（官吏们）都得
滞留不办，来等着向上级请示。全天下的一丝一毫的小事，没有金钱都行不通。
从前汉朝、唐朝的弊端，是因为法律不明，又不严格实施，使得官吏们得以用虚无的根据来约束天下，所以小人因为没有法律而作恶。现今法令全备，又严格实施，全天下都懂得法律。对于自己想要排挤的人，一旦有细微之处没有依法，就可以指责此人有瑕疵。对于自己想要的，就算不合情理，也可以借助法律来为自己开脱。所以现在小人因为有法律而作恶。
现今天下都说多事，难道是事务真的多吗？官员们有所徇私而没有得逞，新老情况层出不断，杂乱不能决然处理，这就是帝王之道之所以被堵塞蒙蔽没有实现的原因。从前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百官各司其职，不用等到下令就把事情办好了，四方的宾客到了，不用求助于有管机构。王猛治理前秦，再小的事情，都要关心，而人们不认为麻烦。就像史书上记载的：麻思要回冀州，向王猛请示。王猛说：“赶快收拾，走吧。”到了傍晚（禁止出行的）令符发了下来。刚出了关，郡县都已经受到了命令。他的令行禁止、办事不滞留，非常细致，都是如此。苻坚以戎狄的身份，成为霸王，国富兵强，天下升平，因为王猛的作用，达到这样也是应该的。
现在天下治安，大官都遵奉法律，不敢徇私，而他们属下的官吏舞权犯法，大官明知而不过问，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样做有两个弊端。事务繁多官员不勤政，所以权力都掌握在下级官吏手里。要革除这个弊端，不如简省事务激励官员。简省事务不如任命有才能的人，激励官员不如从上做好的表率。
现今所说的最繁多的事务，天下之事，都在其中，诉讼的人最多的，拜谒的人也最多的，当属中书省和三司（中央机构）。天下的事务，分给百官处理，而中书省要了解事务的要点。郡县的钱币由转运使制造，而三司要计算核清。这方面不应该如此复杂。但是如果中书省不等着听取完汇报就决定奖励、惩罚、干涉事务，就是用不着各部门了。三司的官吏，凭空就能详细的预算出郡县的用度，就是用不着转运使了。所以说：简省事务不如任用能人。
古代的圣王，为了追求天下安定，天不亮就分辨着夜色来升朝理事，如果稍微贪图一点安逸等到了太阳出来，则整天的时间就不够使了。就按少了算，一天荒废一件事，一月荒废的事求就可得知了。一年，则累计的事务就不可胜数了。
要让事务不繁杂，必然要以勤劳开始以安逸结束。早晨早朝结束以后，天子还没有退朝，宰相就不敢回到自家偷安。宰相到太阳偏西了还没有回去，则百官都战战兢兢尽力作事，而不敢宴会游玩。如此，则细小的事情都能够处理了。天子追求安定比先王还要勤奋，议论的人就会不讨论王季不上朝而讨论舜帝没有作为，不讨论周文王太阳偏西了还不吃饭而讨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如何让天下人不懈怠呢？所以我说：激励官员不如从上面做出表率。如此则堵塞和蒙蔽都消除了。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