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有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他们的作品都对现代新诗作出了贡献。郭沫若的《女神》，冲破了'律'、'绝'、'四句'、'八句'的定型，于是为洪流决堤，情感似野马脱缰，各自奔驰直抒胸臆热切地表达了爱国之情，赤子之心。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为现代新诗做了良好的开端。闻一多对郭沫若的《女神》极其推崇，但同时又批评它有"过于欧化的毛病"（《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针对诗坛上的"不谙国学，盲目从欧"的流风，针对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的诗潮，提出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女神之地方色彩》）。这种"宁馨儿"的特点，就是他在一九二六年发表的《诗的格律》中提出的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重视诗的形式、格式、音尺、平仄和韵脚。闻一多在中国新诗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较完整的新诗格律化的理论，徐志摩更是不遗余力地与新月派同人作了有益的探索。比起闻一多来，徐志摩尤为注重诗的音节美，特别注意韵律的铿锵和平仄的和谐。他并不很讲究"句的均齐"，而重视"节的匀称"，即让诗节自身的句子参差不齐，而在诗节间却追求对称。这个在其著名的《再别康桥》、《偶然》等作品中皆有表现——那耳熟能详的"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篇云彩”就是这种不拘于形式而注重韵律美的体现。这种格律诗形态是对闻一多所提出的新格律诗形式规律的补充。徐志摩把音节看作是诗美诸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环，是新格律诗在艺术上具有了新的生命。对新诗形式的探索做出了贡献的，除闻一多、徐志摩外，还有朱湘，他的主张和闻一多的所谓"三美"观基本一致。他认为"诗无音乐，那简直与花无香气，美人无眼珠相等"（《评徐志摩的诗》）。音乐美要依仗音节，音节是指诗歌中那种内在的、融合的意境的节奏。音乐美还要借助于音韵，音韵是活跃节奏的艺术元素，他认为写诗不能"谢绝了音韵的帮助"（《评徐志摩的诗》）。因此要讲究诗的平仄与韵脚。他的新格律诗，就是实践了他的诗理论的结晶。 例如为现实人生唱悲歌——《草莽集》不再局限于对自然的讴歌，较多以哀婉曲调关注现实人生，同情人民苦难，暴露社会罪恶，体现出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痛苦幻灭中的人生感——《石门集》大革命失败后，诗人感到迷惘彷徨。关注现实的热情趋于淡薄他在痛苦幻灭中发出深沉的人生感谓。朱湘诗歌的基调是浪漫主义，但含有象征主义倾向。形式上则具有古典主义、唯美主义色彩。他善于融汇中外诗歌艺术手法，而不失民族精神内质，为新诗的民族化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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