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推荐于2016-01-02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于湖州知州任上，以作诗指斥乘舆、讥切时政的罪名下御史台，酿成有名的“乌台诗案”。年底，诏责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翌年二月至黄州（今湖北黄冈市）。这首《定风波》词就作于到黄州第三年的春天。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借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全词紧扣途中遇雨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来写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篇中的“风雨”、“竹杖芒鞋”、“斜照”等词语，既是眼前景物的实写，又不乏比兴象征的意味，是词人的人生境遇和情感体验的外化。全篇即景抒情，语言自然流畅，蕴涵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体现了东坡词独特的审美风格。
词的上片写冒雨徐行时的心境。首句写雨点打在树叶上，发出声响，这是客观存在；而冠以“莫听”二字，便有了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作者的性格就显现出来了。“何妨”句是上一句的延伸。吟啸，吟诗长啸，表示意态安闲，在这里也就是吟诗的意思。词人不在意风雨，具体的反应又怎样呢？他在雨中吟哦着诗句，甚至脚步比从前还慢了些哩！潇洒镇静之中多少又带些倔强。“竹杖芒鞋”三句并非实景，而是作者当时的心中事，或者也可看作是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宣言。芒鞋，即草鞋。谁怕，有什么可怕的。平生，指平日、平素。作者当时是否真的是“竹杖芒鞋”，并不重要；而小序中已言“雨具先去”，则此际必无披蓑衣的可能。所应玩味的是，拄着竹杖，穿着草鞋，本是闲人或隐者的装束，而马则是官员和忙人用的，所谓的“行人路上马蹄忙”。都是行具，故可拿来作比。但竹杖芒鞋虽然轻便，在雨中行路用它，难免不拖泥带水，焉能与骑马之快捷相比？玩味词意，这个“轻”字并非指行走之轻快，分明指心情的轻松，大有“无官一身轻”之意，与“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杜甫《漫成二首》之一）中的“轻”字亦同。词人想，只要怀着轻松旷达的心情去面对，自然界的风雨也好，政治上的风雨（指贬谪生活）也好，又都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可怕的呢？况且，我这么多年，不就是这样风风雨雨过来的吗？此际我且吟诗，风雨随它去吧！
下片写雨晴后的景色和感受。“料峭春风”三句，由心中事折回到眼前景。刚才是带酒冒雨而行，虽衣裳尽湿而并不觉冷。现在雨停风起，始感微凉，而山头夕阳又给词人送来些许暖意，好象特意迎接他似的。“相迎”二字见性情。作者常常能在逆境中看到曙光，不让这暂时的逆境左右自己的心情，这也就是他的旷达之处了。“回首”三句复道心中事，含蕴深邃。向来，即方才的意思。“回首向来萧瑟处”，即是指回望方才的遇雨之处，也是对自己平生经历过的宦海风波的感悟和反思。词人反思的结果是：“归去”。陶渊明的退隐躬耕，是词人所仰慕的，但终其一生，词人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退隐。“未成小隐聊中隐”（《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其五）。质言之，他所追求的并非外在的“身”的退隐，而是内在的“心”的退隐；所欲归之处，也并非家乡眉州，而是一个能使他敏感复杂的灵魂得以安放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也正因如此，词人以“也无风雨也无晴”收束全篇，精警深刻，耐人寻味。方才遇雨时，词人没有盼晴，也不认为风雨有什么不好；现在天虽晴了，喜悦之情也淡得近乎没有。因为自然界和仕途上有晴有雨，有顺境有逆境，但在词人心中却无晴雨，因为“凡所有象，皆是虚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词人始终是泰然自若的。结句透过一层来写，是篇中的主旨，也是苏轼诗歌的典型风格——“坡仙化境”的很好体现。所谓的“坡仙化境”，就是在深挚、迫切、执著之后，忽然能够回转、放开，有类释家的先“执”后“破”。在此词中，“一蓑烟雨任平生”，潇洒镇静中不免带些抗争之心，也仍是另一种形式的“执”；“也无风雨也无晴”，则是对之的升华。如果将上片的结句比喻作禅宗里神秀和尚的偈语“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则苏轼此时“回头自笑风波地，闭眼聊观梦幻身”（《次韵王延老退居见寄二首》其一），似乎顿悟到了方才的冒雨徐行也多少有些作态。现在雨过天晴，一切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有如六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词人这才回到真我，体悟到生命的真谛，这也才是真正的彻底的“破”。
在苏轼现存的360多首词作中，“归”字竟出现了100馀次，这是深可玩味的现象。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美的历程》）。在《临江仙·夜归临皋》一词中，由于结尾“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两句所表达的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二）。“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美的历程》）。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
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他的《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一词的下片：“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行人（指作者自己）自知无法看到墙内佳人的身姿容貌，只想再驻足聆听一会儿，孰料佳人此际已荡罢秋千离去，尚不知墙外还有一个多情的行人，这怎不令人懊恼呢！佳人之“无情”，乃因不知有墙外“多情”行人的存在，而世间带有普遍性与必然性“人世多错迕”之事，又何止此一件呢？苏轼一生忠而见疑，直而见谤，此际落得个远谪岭南的下场，不也正是“多情却被无情恼”吗？他嘲笑自己的多情，也就是在嘲笑那些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公的命运，在笑一切悲剧啊！
定 风 波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写眼前景，寓心中事；因自然现象，谈人生哲理。属于即景生情，而非因情造景。作者自有这种情怀，遇事便触发了。《东坡志林》中说：“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途中遇雨，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那么便怎样？“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在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逗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先说竹杖芒鞋与马。前者是步行所用，属于闲人的。作者在两年后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经庐山，有《初入庐山》诗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用到竹杖芒鞋，即他所谓“我是世间闲客此闲行”（《南歌子》）者。而马。则是官员或忙人的坐骑，即俗所谓“行人路上马蹄忙”者。两者都从“行”字引出，因而具有可比性。前者胜过后者在何处？其中道理，用一个“轻”点明，耐人咀嚼。竹杖芒鞋诚然是轻的，轻巧，轻便，然而在雨中行路用它，拖泥带水的，比起骑马的便捷来又差远了。那么，这“轻”字必然另有含义，分明是有“无官一身轻”的意思。
何以见得？封建士大夫总有这么一项信条，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因反对新法，于元丰二年被人从他的诗中寻章摘句，硬说成是“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于知湖州任上逮捕送御史台狱；羁押四月余，得免一死，谪任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到黄州后，答李之仪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人推搡漫骂，不识得他是个官，却以为这是可喜事；《初入庐山》诗的“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则是从另一方面表达同样的意思。这种心理是奇特的，也可见他对于做官表示厌烦与畏惧。“官”的对面是“隐”，由此引出一句“一蓑烟雨任平生”来，是这条思路的自然发展。
关于“一蓑烟雨任平生”，流行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从积极处体会词意，但似乎没有真正触及苏轼思想的实际。这里的“一蓑烟雨”，我以为不是写眼前景，而是说的心中事。试想此时“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了，哪还有蓑衣可披？“烟雨”也不是写的沙湖道中雨，乃是江湖上烟波浩渺、风片雨丝的景象。苏轼是想着退隐于江湖！他写这首《定风波》在三月，到九月作《临江仙》词，又有“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之句，使得负责管束他的黄州知州徐君猷听到后大吃一惊，以为这个罪官逃走了；结合答李之仪书中所述的“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而自觉可喜，他是这一种心事，在黄州的头两三年里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出来，用语虽或不同，却可以彼此互证，“一蓑烟雨任平生”之为归隐的含义，也是可以了然的。
下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实。不过说“斜照相迎”，也透露着喜悦的情绪。词序说：“已而遂晴，故作此。”七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他对于这一路上的雨而复晴，引出了怎样的感触来呢？
这就是接下去的几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萧瑟，风雨声。”“夜雨何时听萧瑟”，是苏轼的名句。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圜，必定有雨过天青的遭际吗？既然如此，则如黄庭坚所说的，“病人多梦医，囚人多梦赦”（《谪居黔南十首》），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那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来去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在江湖上，即使是烟雨迷蒙，也比宦途的风雨好多了。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