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一书，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有深度的。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儒家以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的思想，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尽管他力图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改造，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灌输和新伦理建设，但毕竟没有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忽视了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也没有认识到农民所蕴藏的潜在革命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家身上，使农民没有成为社会主体去参加社会变革，所以《理论》一书更多的是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最终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
然而，《理论》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理沦》的乡村建设理论强调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同一性，并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问题出发，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与解救方法，从文化社会学和教育对社会改造的观点阐述了乡村建设的基本原理，为中国文化改造和社会与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这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是有参考价值的。其次，《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引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凡此等等，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理论》一书从乡村建设问题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功能、性质以及特殊性问题，以致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乡村教育的理沦，它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和对于当时乡村教育运动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