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乱、上书，王阳明的异类人生
随父亲王华到北京居住的王阳明，一日向塾师提问:“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认为:“惟读书登第耳。”王阳明很不以为然，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塾师所说的登第代表状元郎王华的意见，而王阳明对此并不那么钦服。王华曾考中进士第一名，作为状元，官至礼部侍郎、南京吏部尚书，参与修订的《大明会典》是部记载明代基本法律制度，特别是行政法规的珍贵文献。
然而王阳明并没有像他父亲那样，他十五岁时为平乱而想上书皇帝，结果引来其父的训斥。如此种种，可以看出其于父亲权威的格格不入。王阳明整个人在中国传统社会是个异类，不受约束喜欢兵法韬略，喜欢佛、道，不喜欢四平八稳的儒家。
而王阳明心学的伟大则要将王阳明放入从孔子到朱熹、从汉代到宋代，再一路发展而来的脉络之中。孔子及其弟子，以及汉儒的努力，渐渐从“五经”到“+三经”，到了宋儒那里则又转入沉思、内省，“十三经”数量过多而不够精准，于是又在朱喜那里缩减为“四书”至于儒学出现僵化并不是朱熹的问题，而是缘于朱子学成为官学。
朱子学的困境成为阳明学出现的必要条件，格竹事件使得王阳明对于朱熹所说豁然贯通以及知识与道德关系产生质疑，而龙场悟道，居夷处困的枯寂生活给了他更好地触发内心活动的机遇，最终发现与道德无关的知识不必多去讨论，《大学》八条目也只是“一体之学”，“知行合一”而“致良知”，阳明学也就比朱子学更缩减。
说起来，王阳明还算得上是一个“软心肠”的思想家。他对父亲不满却从未有过忤逆之举，对士兵仁慈故提前考虑到军饷待遇等问题，甚至对敌人也很体恤，杀伐之后实施柔性教化。
这种“软心肠”还表现在学术上。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很少，这也是因为朱熹之学所涉的范围比阳明要大许多，故严词批评仅限于朱熹对《大学》的分经分传以及补传，认为是撕裂古书而解释错误，于是提倡古本《大学》，至于编写《朱子晚年定论》更是不愿对朱熹“直斥其非”，“心诚有所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