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生活背景：
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
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
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
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县一个官宦之家，由于家境殷实，鲁迅自幼受到过良好的私塾教育，但天有不测风云，周家的衰败始于“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即1893年，就是在这一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因为一起“科场行贿案”，被光绪皇帝钦定为“斩监候”，周家遭此变故和打击，家道从此开始衰落。
鲁迅
“斩监侯”是仅次于“斩立决”（死刑立即执行）的一项重罪，是清朝时期一种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类似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的“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
周福清一生为学为官，曾中过举人、进士，并出任过翰林院庶吉士、知县、内阁中书等官职，这些官职并不是很高，表明周福清的仕途比较坎坷，并不是顺风顺水的。
周福清正是为了帮助儿子周伯宜顺利地走上仕途，才冒着极大的风险行贿科场考官殷汝璋，殷汝璋与周福清曾是同科进士，彼此也有一定的交情，但最终因佣人陶阿顺脑袋拎不清且办事不利，才导致事情败露而事发，周福清因此遭遇了八年的牢狱之灾。
鲁迅祖父周福清
1896年，鲁迅的父亲周伯宜因病去世，时年仅36岁，38岁的母亲鲁瑞开始守寡，并独自抚养三个儿子，周伯宜去世时，长子周树人15岁，次子周作人11岁，三子周建人8岁，家中生活完全仰赖于周福清为官时积攒的一点家业。
1901年，清政府开始实施大赦，在监狱中蹲了八年大牢的周福清被释放出狱，当已过花甲之年的周福清，惊闻儿子周伯宜已于五年前病逝，人生遭遇老年丧子的打击，其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他在挨过了三年之后，于1904年追随儿子周伯宜而去，由于周家失去了经济来源，家境也开始变得日趋艰难。
1898年4月，鲁迅考入了位于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产物，由清政府创建于1890年，这是一所培养中国海军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类似于现代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设有驾驶班、鱼雷班、管轮班等等。
学生训练用的桅杆
由于该学堂不但免学费，而且还提供少量津贴，吸引了许多贫民子弟报考，而鲁迅由于家庭之故，他已经对科举之路深恶痛绝，不再考虑走科举仕途之路，因此就报考了“江南水师学堂”，鲁迅被分配在管轮班就读，由于专业科目都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缘故，鲁迅也因此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
鲁迅如果能够在“江南水师学堂”继续就读下去的话，未来的中国就有可能多了一位海军军官，甚至是海军将军，但鲁迅在“江南水师学堂”仅上了半年多的学，就于1898年11月选择退学了，其退学的具体原因尚不是很明确，但鲁迅的任性却可见一斑。
1898年12月，鲁迅又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习，“江南陆师学堂”于1896年创办于南京，要比“江南水师学堂”的创建晚几年，而“矿路学堂”的建立，与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有直接关系。
1898年9月，因南京附近“青龙山煤矿”正在办理矿务，急需采矿技术人才，刚刚出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上奏光绪皇帝，“于陆师学堂内添设矿路学一斋，挑选学生分习重力、汽化、地质等学”，鲁迅就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考入“矿路学堂”第二期，当时同班学生共有24人。
“矿路学堂”开设国文、德文、日文、测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算学、绘图学等课程，聘有德籍和日籍教员，鲁迅在此学习了三年，接受了许多西方现代思想，尤其是英语、德语和日语的学习，为鲁迅开拓了视野，此外他还经常与同学一起到“青龙山煤矿”下井实习，以便学以致用，同时也体验到了煤矿工人的辛苦。
1901年1月，鲁迅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从“矿路学堂”毕业，二十世纪之初，留学日本是一种社会风尚和潮流，如同今天的“留学潮”一样，无论是公费还是自费，青年人都以留学日本为荣，鲁迅由于学习成绩优异，也获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赴日留学。
鲁迅的毕业执照
1902年3月24日，时任“江南陆师学堂”兼“矿路学堂”总办俞明震带领官费生鲁迅、张邦华、顾琅、伍崇学、刘乃弼及自费生陈衡恪等人赴东洋岛国日本留学。
四品衔总办俞明震与鲁迅有师生之谊，鲁迅在《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的“恪士师”就是俞明震，因为俞明震的字是“恪士”，鲁迅在《朝花夕拾·琐记》一文中，曾回忆他在“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读书时，对其“恪士师”有过记述。
俞明震生有一子五女，而他的独生儿子俞大纯则育有四子二女，俞大纯的子女大都是学者出身，只有其三子俞启威是职业革命者，曾就读于国立青岛大学，是地下党负责人，也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俞启威后来与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外甥女范瑾结为夫妻，而俞大纯长女俞珊曾嫁给了时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范瑾原名为许勉文，是浙江绍兴人，其祖父为许寿昌，而许寿裳则是许寿昌的弟弟，因此鲁迅的好友许寿裳是范瑾的叔祖父。
与鲁迅一同赴日自费留学的陈衡恪是其同班同学，陈衡恪后来成为一名画家，并以陈师曾名世，其出身于名门望族，他的祖父是晚清重臣陈宝箴，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他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同父异母的弟弟，那就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当年去日本的留学生，几乎都要先过语言关，鲁迅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补习日语，“弘文学院”位于日本东京，是日本最早专门接受中国公派留学生的语言学校，中国近现代史上许多留日“大咖”都曾在此学校补习日语，鲁迅在此结识了小他两岁的绍兴同乡许寿裳，二人遂成为好友，并互相来往密切，也经常有书信往来。
鲁迅（右一）与许寿裳（左一）
1904年9月，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这是当时并不知名的一所培养医学生的专科学校，学制在4—5年之间，仙台距离东京300公里左右，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当时留日学生大多选择在东京、京都等地的高校学习，很少选择偏僻而不知名的学校，与现在高考学生特别注重选择名校或地域一样。
鲁迅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唯一的中国留学生，正如他自己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述：“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鲁迅之所以选择“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应该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其动机和目的并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仙台地理位置偏僻，而且学校不入流，入校比较容易的缘故吧。
鲁迅（后排左一）与同学合影
鲁迅二弟周作人曾在其所著《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记述：“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唯一理由。”
国人对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经历的了解，大都源自于鲁迅于1926年撰写的回忆性散文《藤野先生》，因为《藤野先生》一文曾长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中。
藤野先生是教医学专业课解刨学的老师，日文名字叫藤野严九郎，仅比鲁迅年长7岁，尽管其出身于医学世家，但其学历并不高，1912年“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入“东北帝国大学”时，藤野曾出任医学部的讲师，尽管职称不高，但后来还是被解除教职，就是因为其学历达不到任职要求，只好回乡自开诊所谋生。
藤野严九郎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并没有完成学业，而是中途自己退学，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拿到毕业文凭，也就无法取得行医资格，因此也就不能以医生为职业挣钱养家糊口，弃医从文也是为生活所迫。
这是鲁迅第二次选择退学，至于鲁迅为何放弃自己在“仙台医专”的学业，比较流行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因为观看了“日俄战争教育片”而受到刺激，进而决定弃医从文；另一种是对医学不感兴趣，因为鲁迅在“仙台医专”的成绩单曾被披露，其主要科目大都在60分及格线上下，班级成绩排名也处于中游。
如果这份成绩单是从日本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档案中流出的话，说明鲁迅的医学专业成绩并不优秀，但无论是上述哪种说法，鲁迅弃医从文却是事实。
1906年6月底，鲁迅在中断了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二年的学业后，从仙台又回到了留日学生集中地东京，并将其学籍列入“东京独逸语协会”所设的德语学校。
鲁迅从仙台到东京时，正值暑假期间，鲁迅母亲鲁瑞以病重为由骗鲁迅回国，将自己精心准备的“礼物”送予儿子，但鲁迅并不领情，但他也并没有选择抗婚，只是默默地接受了寡母的安排，于1906年7月6日与乡下女子朱安完婚，这让孤独而寡居的母亲稍感安慰。
鲁迅发妻朱安
鲁迅结婚这一年，已经年近25周岁，而朱安已经是满28周岁的“大龄剩女”了，尽管符合“女大三抱金砖”的世俗，但二人年龄确实都太大了，起码比当时同龄人结婚晚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类似于鲁迅的婚姻，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常态，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青年男女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婚，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朱安的年龄，在今天看来都是属于大龄女青年的范畴了。
鲁迅与朱安是否圆房？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个人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但鲁迅与朱安没有子嗣却是事实，而朱安一生也都是周家的人，始终陪伴婆婆鲁瑞生活，直到1947年6月29日孤独离世，她在周家守了41年的活寡，也堪称人生和人性的悲剧。
鲁迅在“新婚”数日后又返回东京，他没有选择再入哪所大学读书，而是选择校对书稿补贴自己的生活，并且还专门从事文艺译著等工作，以此赚取稿费维持自己的游学生活。
鲁迅、许寿裳（中）、蒋抑厄
1908年，鲁迅与几个留日学生一样开始师从章太炎，因为章太炎在东京经常举办国学讲座，许多留学生都慕名前往听课，尽管听课时间长短不一，但听课者却大多以章太炎弟子自居。
章太炎讲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经常从《说文解字》讲起，这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学问的基础，鲁迅也是深受其影响，在其所著《孔乙己》一文中，关于“茴”的多种解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还曾参加了“光复会”，“光复会”是在日本酝酿的，并于1904年11月在上海成立，由蔡元培和陶成章担任正副会长，蔡、陶二人都是浙江绍兴人，“光复会”主要成员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也都是绍兴人或者是浙江人。
“光复会”的宗旨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除以文字宣传之外，更以暗杀和暴动作为反清革命的主要手段。
1905年，“光复会”并入“中国同盟会”，而鲁迅在“光复会”的作用主要以文字宣传为主，其在“光复会”的作用和影响力远不如徐锡麟、秋瑾等人那么有名。
1909年，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共同翻译的《域外小说集》二册在东京出版，其中第一册翻译作品7篇，于当年3月出版，第二册翻译作品9篇，于当年7月出版，两册共收录了16篇小说，其中大部分都是周作人从英文版翻译的，很少的几篇是鲁迅从德文版翻译的。
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
1909年8月，鲁迅从东京回国，结束了他在日本的七年游学生活，他并没有取得任何学校的毕业文凭，但这并不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个例，而是留日学人群体的普遍现象，当时能够完成学业并取得学位者才是少数，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鲁迅的留学生活并非没有收获，他依据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阅读了大量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并开始关注和思考人性及国民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为其以后在中国文坛上的崛起奠定了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