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一生分为哪几个时期

如题所述

苏轼的一生分为七个时期。

1、 生在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

2、应试及第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3、出任凤翔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

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

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

4、王安石变法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

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

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

5、乌台诗案

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  

6、流放黄州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

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7、元祐更化

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太皇太后掌权,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

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意见,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

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

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

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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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

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烹饪、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独到的造诣。

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将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列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并且将他们的思想、人品、学问、才华、待人接物、立身行事,看成浑然一个整体,是有一定道理的。

更足称道者,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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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9-03-11

苏轼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少年时代的苏轼

苏轼出生在一个富有教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是著名的散文大家,母亲程氏 有一定的文化且深明大义,当时的苏家,说得上是蜀中的名门望族。在这样的家庭里,苏轼必然受到各种文化元素的熏陶,加之父母的精心培育,苏轼从小就勤奋好学,博通经史,小小年纪就成为一方才俊。

当时的北宋王朝表面上歌舞升平,号称“百年无事”,经济文化十分繁荣,实际上各种社会矛盾已日趋尖锐,外有辽、夏扰边,内有豪强兼并、人民怨声四起,改革的呼声在统治集团上层渐次高涨。深受儒家经时济世思想影响的苏轼,从小就立下以身许国的鸿鹄之志。

2、青年时代的苏轼,

初入仕途,踌躇满志。二十一岁那年,苏轼随父进京参加会试,深得主考大人欧阳修赏识,与弟苏辙同科及第,一时名噪京师,连当朝皇帝见了二人的文章,都赞不绝口,称“朕又得二宰相之才”。授河南主簿,时其母程氏去世,苏轼悲痛欲绝,回乡奔丧而未前往就职。

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入第三等(入三等者全国仅有四人) ,授大理评事,签判凤翔府,从此步入仕途。这时的苏轼,胸怀浩浩之气,以雄文豪词目空天下。

3、壮年时代的苏轼

负济世安邦之志,却仕途不畅,奔波往返朝野。任凤翔府三年返京,差判登闻鼓院,又授直史馆。时王安石推行新法,苏轼虽有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状况之意,在变法的思想和内容上与王安石存在较大分歧。

他坚决反对剧变,抵制“求之过急”之举,接连上书神宗皇帝,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方案,于是苏轼遭到了王安石一派的打压和排斥。此时的苏轼,空有一腔报国热情,却无施展治国才华的平台, 可以说连一丝机会都没有。

4、外放时期及晚年时代的苏轼

神宗熙宁四年,为避身祸,苏轼请求外任,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在此八九年间,苏轼辗转迁徙,每到一处必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体察民间疾苦,深受民众爱戴。同时他虽在地方上任职,却时时对新法实施中的一些弊端“不敢默视”,却又无进言之道。

于是就“托事以讽”写了一些感言新政的诗文,被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弹劾为“包藏祸心”、“指斥乘舆”。

苏轼在湖州任上突然被逮捕史台治罪,其在狱中受尽诟辱和摧残,差点丢了性命,幸得友朋多方营救,加上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定有不斩大臣的规矩,才得以脱罪。

随后,苏轼再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虽有官职,却无官权,任上不得签押公事,成了说话不算数的闲人。宋制,如此处置官员,实际上近于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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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评价:

1、唐圭璋《从东坡乐府里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苏轼是宋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他以卓越的天才,广博的学识,开朗的胸襟,写出了大量辉煌的诗、文、词,表达了自己一生的真实经历和丰富的思想情感。

他所作的《东坡乐府》,内容广阔,气魄雄伟,语言朴素,一反过去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是宋词空前的划时代的革新,也是宋词进一步的发展。”

2、吴世昌《词林新话》:东坡是大作家,不能限以“词人”,更不能限以豪放派词人。他的词像郭老的诗,做得很不经意,很随便,时有妙语警句,深刻至情的话,而全篇精美者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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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9-10-15

苏轼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2、苏轼自请离朝,出任地方官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3、苏轼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 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大力起用司马光等反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苏轼这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为国家振兴擢拔人才。

4、苏轼被贬惠州,儋州时期。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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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历代评价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

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钱穆: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

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

苏氏兄弟的学术因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彩,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

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并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辞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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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个回答  推荐于2019-10-15

苏轼的一生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应举与入仕时期。 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2、苏轼自请离朝,出任地方官时期。 这一时期苏轼主要经历了出离中央、历任四州(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颇感愤怒,于是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3、苏轼重回朝廷及连放外任时期。 元丰八年神宗逝世,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大力起用司马光等反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人物,史称“元佑更化”。苏轼这次在朝期间,主持过学士院考试和进士贡举,为国家振兴擢拔人才。

4、苏轼被贬惠州,儋州时期。绍圣四年(1097年),年已六十二岁的苏轼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今海南儋州)。苏轼把儋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以致许多人不远千里,追至儋州,从苏轼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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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学成就: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柳永虽然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却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而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 

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的创作主张。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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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16-11-17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1-3] 。汉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受诬陷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4]
苏轼是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并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亦善书,为“宋四家”之一;工于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传世。
早年经历
苏轼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5] (1037年1月8日)出生于眉州眉山,[6] 是初唐大臣苏味道之后。苏轼的祖父是苏序,表字仲先,祖母史氏。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是很用功。[7] 苏轼其名“轼”原意为车前的扶手,取其默默无闻却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之意。[8] 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风范。好交友,[9] 好美食,[10] 创造许多饮食精品,[11] 好品茗,[12] 亦雅好游山林。[13]

进京应试
嘉祐元年(1056年),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苏洵带着二十一岁的苏轼,十九岁的苏辙,自偏僻的西蜀地区,沿江东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这两人正锐意诗文革新,苏轼那清新洒脱的文风,一下子把他们震动了。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苏轼在文中写道:“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何必知道出处!”欧阳修听后,不禁对苏轼的豪迈、敢于创新极为欣赏,而且预见了苏轼的将来:“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14]

名动京师
在欧阳修的一再称赞下,苏轼一时声名大噪。他每有新作,立刻就会传遍京师。当父子名动京师、正要大展身手时,突然传来苏轼苏辙的母亲病故的噩耗。二兄弟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15] 四年后还朝判登闻鼓院。治平二年,苏洵病逝,苏轼、苏辙兄弟扶柩还乡,守孝三年。三年之后,苏轼还朝,震动朝野的王安石变法开始了。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反对新法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16]

自请出京
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王安石很愤怒,让御史谢景在皇帝跟前说苏轼的过失。苏轼于是请求出京任职: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1074年)被派往杭州任通判、熙宁七年秋调往密州(山东诸城)任知州、熙宁十年(1077年)四月至元丰二年(1079年)三月在徐州任知州、元丰二年四月调往湖州任知州。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

乌台诗案
苏轼画像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他是“愚弄朝,妄自尊大”,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这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17]
乌台诗案这一巨大打击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新党们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不但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也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在大家努力下,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一言而决”,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受当地官员监视。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18]

被贬黄州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东山再起
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常州一带水网交错,风景优美。他在常州居住,既无饥寒之忧,又可享美景之乐,而且远离了京城政治的纷争,能与家人、众多朋友朝夕相处。于是苏东坡终于选择了常州作为自己的终老之地。[19]
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20]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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