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三字经》的上述优点，乃是相对于同时代的其他蒙学教材而言。和今天的蒙学识字教材相比，无论是识字效果，还是义理传递，《三字经》都已经落后太多。
1、识字层面
关于汉语识字教学，教育界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教学须同时兼顾识字、阅读与写作，学生的识字任务应该随年级逐渐增加，低年级最轻。一种认为低年级学生应把重点放在识字上，先大量认读常用字，因为“在认识一定数量的汉字之前，是无法整句整段地阅读的。……不集中识字而过早教儿童读书，其结果是识字教育和知识、思想教育两败俱伤”；至中、高年级再逐渐减少识字任务，将重点转移至阅读和写作上。前一种意见主要流行于民国时期，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多是按这种意见编写。后一种意见是时下国内教育界的主流。有相当多的实验和数据证明，后一种意见对汉语教学更有效果。
《三字经》走的也是“先大量认读常用字”的路数。这是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三字经》可以成为今天幼儿园和小学的识字教材。前述《三字经》中的优点——短句便于诵读、浅显易于理解、启人知识、句式丰富等——也同样存在于2016年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之中；且该教科书还有着许多《三字经》不具备的优点，比如内容贴近当代儿童的生活实际、重视互动性与游戏性、字形由简单至复杂并配以色彩鲜艳的图画、字不离词词不离句……等，这些都切合着识字阶段的儿童“好动、爱玩，不能长时间专注某一事物，喜欢接触形象的具体的有趣的东西，记忆力比较强，但易记也易忘……”的心理特征——当然，这并不是说2016年人教版小学一年级语文教科书尽善尽美，但与近千年前的南宋时代成书的《三字经》相比，其更适应今人识字之需要，是毋庸置疑的。
简言之，在历史上，《三字经》曾经是很好的识字课本；但在今天，有比它更好的。《三字经》应该被写入教育史，而非再次被塞进学生的书包。
2、义理层面
此番《三字经》进入幼儿园和小学教材行列，是以“国学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名义。遗憾的是，《三字经》中“传统文化”的主体，也就是其所传递的“义理”，部分虽仍有价值（如劝人向学），但不妥之处也很多。
比如，“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明显是在歧视女性。再如，“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这段不妥之处有二：1、榜样教育不可选择极端案例。“刘晏七岁为官”这样极鲜见的特殊案例，难以令儿童产生共鸣。2、以做官为饵劝学，本已不妥。且刘晏入仕，是靠着呈文歌颂唐玄宗劳民伤财的封禅之举获得赏识，其呈文本身乃是一次溜须拍马的政治投机，手段并不光彩——按唐制童子科，刘晏7岁童子及第成为“神童”，须按照守选制守选11年才能做官；11岁时刘晏向唐玄宗献颂文，12岁即破例授官。
综上。1、《三字经》在教育史上应该有其地位；2、作为识字课本，当下的语文教科书，无论是编纂理念还是教学效果，都远胜《三字经》；3、《三字经》所传递的“义理”，有很多过时的糟粕（《百家姓》《千字文》等不如《三字经》者，自不必赘言）。总而言之，《三字经》在今天成为幼儿园和小学教材，是一桩非常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