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楚产和田玄（清康熙朝及以后避讳改为田元）父子两代，执政37年（公元1609－1946年），创建了容美土司的鼎盛时代，其主要标志是：土司级别最高（宣慰级）；控制地域最广，兵力最强；土民生活安定，下属诸土司均有相应的发展。现分述如下：
（一）多谋善政，安民睦邻
清道光《鹤峰州志》载：
“田楚产，字子良，号郢阳，九龙嫡长孙，父名宗愈。……为人言笑不苟，多善政。惟构争时，宵小乘间攘窃，帑藏告诎，急于赋敛。一日，饮舍人家，为叛奴所戕，年五十有一”。
清《田氏世家》载：
“公（按指田楚产）为人严正，不苟言笑，而御下之道，恩威兼济。惟受事以来，构争之初，宵小乘衅攘窃，帑藏世积为之一空，度支告诎。故于财赋之间，稍为茧丝之行。然居心仁孝忠厚，军民不得其所者，发廪以赈之；疾病者，施药以救之；官舍子弟及民间稚童，置塾延师以教之，故十余年间，物阜民殷，风俗淳美，彬彬称盛治焉。……性尤慷慨好义，如外来流民，或被人掠卖，或自他司脱逃者，一一给予照身，且量道里远近，给以路费，其归宁获所者，不可胜言”。
从以上史料看，田楚产在容美土司开创了许多善政安民的先例，其一，“置塾延师”，向官舍子弟及民间稚童开放。他的先世，被誉为振兴之祖的田世爵仅有以诗书严课诸男的记载，没有“置塾延师”的记载；其二，发廪赈民，也是破例，就是比此时晚一百多年顾彩撰写的《容美纪游》也没有此类的记载；其三，对于外来流民，不以“奴隶”看待，而以“自由人”看待，“给予照身”、“给以路费”，更是一大突破，他突破了奴隶制度的常规了。田楚产所以这样“善政”，一是由于他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从他为族叔田宗文《楚骚馆诗集》所作的《跋》文中，可知田楚产的汉文化造诣颇深；二是与他青年时代有家不能归，在外流寓十多年，“朝乾夕惕”有关。田楚产的这些“善政”、“爱民”的措施，必然得到了广大土民的拥护。
田楚产对诸子教育颇宽，但对长子田玄特严。田玄已三十多岁，有儿有女了，仍然经常受到父亲的训斥。人们不解，问其为何？田楚产说：“诸子他日不过是一舍人，纵有失德，为害犹细。若胤子当为民上，自非令器，何主社稷？吾是以宽严异施耳”（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3页）。田玄在其父的训导下，“为人谦谨端悫，孝友成性，智勇深沉，为储子三十余年，未尝见其疾言狂笑”（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4页），而成为容美土司一代振兴之主。
清道光《鹤峰州志》对田玄的记述为：
“田元，字太初，号墨颠，楚产长子。爱民恤邻，忠峒田桂芳、施南田懋粢、东乡田绳武，诸土司皆其扶持力。与桑植向一贯，捐宿隙而恤其子，人尤伟之”。
忠峒（今宣恩县的沙道沟地区）、施南（今宣恩县与恩施县的部分地区）、东乡（今宣恩县的椿木营、恩施市的石灰窑地区）桑植（今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以北地区）诸土司，均与容美土司接壤。忠峒安抚司田楚珍为其逆党田楚详所害，应袭田桂芳携印逃奔永顺土司，几为强邻吞并。田玄费资（号称万金）将田桂芳接来容美，代为申理，田楚详被诛，留桂芳抚育教训，并以其女字之，待桂芳成立，合其上下人等，一 一送回忠峒任事。施南应袭覃懋粢，东乡应袭覃绳武，均在幼年失去依靠，田玄以世代联姻为由，将其一道接来育之，饮食有余，教诲一如己子，成人后各还故里任职。桑植司与容美经年仇杀，其安抚向一贯临终时交嘱其子：“容阳与吾怨深，汝非敌手，吾死汝慎防之。”田玄闻得此语，尽释前怨，将所掠得的桑植司苦竹坝人民土地还之，又助数百金，为其子请命承袭，化敌为友，此皆世人之所难矣！邻近的散毛宣抚覃中霄抄掠大田所，永顺宣慰彭元瑾私制龙袍，田玄奉旨讨治，皆委曲回奏，免予治罪，诸邻司无不感恩于容美（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94、95页）。
田楚产父子在安民睦邻的同时，还对其顶头上司――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施加影响，密切关系，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天启赠佛就是一例。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容美宣抚田楚产派遣和尚宫元，在四川保宁府（今南充市）南部县铸造观音与韦驮佛像各一尊，赠奉给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观音佛像今仍保存在恩施市文物管理所。佛像铭文记载：“容美宣抚使司信官田楚产施铜一千斤，于四川保宁府南部县观音矶文昌祠铸造观音大士、韦驮一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