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东坡渡海至儋州的行李物品之中，也有好几箱的笔和墨。对于他宁愿随身携带大批量笔墨，而并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无拘无束地阅读，一方面可以见得他的自信心和充沛的写作需求，与此同时也由此可见他也不竞尚社会风气，随着时尚潮流而藏书。
在那时候，很多文人墨客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个人藏书动不动就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出名，因此家道中落之后，每一次搬新家，他的老婆都要为搬书而苦恼。
苏东坡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见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行书字帖，内心也十分喜爱。可是，一想起那些行书字帖的传承历程，可以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并且除去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设计，用于显摆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途。因此，苏东坡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个人行为，也丧失了兴趣。
苏东坡道出了世人藏书的几个弊端。
一个是浮慕时名，藏书仅仅为了更好地得到声誉，而不是为了更好地刻苦钻研学问。
二是家里费尽心力收罗获得的藏书，从来不阅读，统统束之高阁，仅仅为了在别人身边有吹捧的资本。
三是把藏书视作私产，不但自己不读，书亦不借别人，仅仅为了更好地珍藏而珍藏。因此，苏东坡大力赞扬李常捐助藏书、以遗来者的善举，激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大有作为。
苏东坡不随着时尚潮流而藏书，同样是他有定见、不盲目从众，尽可能多做实事的人生观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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