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中国哲学名词解释：正名、性三品论、孟子四端说、兼爱、四书章句集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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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名分、名实问题的概念和学说。
孔子首先提出“正名”的主张。他的弟子子路问他替卫君治理国政从何入手时,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他讲了正名的理由,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的正名思想是要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反对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越礼行为。名是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孔子所以提出正名，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违礼僭越现象而发的，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成为名实之辩的发端，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孔子以后,战国时期的墨子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名"与“取”的问题，说“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瞎子所以不知黑白，不是因为他说不出黑白这两个名词，而是他不能在实际中选取出黑白的东西来。公孙龙肯定了名是实的称谓，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要求名实必须相符。后期墨家批判了名辩家们的诡辩,主张“以名举实”,明确地肯定名是实的摹拟。荀子在名实问题的辩论中，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肯定了名为实所规定，实异则名异,实同则名同,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
正名思想及战国时期演变为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政治经济在思想中的反映。名实问题的争论，对促进中国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性三品论
西汉董仲舒和唐代韩愈的人性学说。

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圣人之性，不可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所谓“圣人之性”为上等，这种人性欲淡漠，不教而能善；所谓‘斗筲之性”为下等，这种人性欲强烈，虽教也难以为善；所谓“中民之性”，经过教化而后能为善。

韩愈又提出“性三品”说：“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原性》）又说：“上之性就学而易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董仲舒和韩愈的“性三品”说，是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和“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的人性论的发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控制的理论武器

四端说
“四端说”作为孟子的重要思想内容之一，与孔子“忠恕观”之间的渊源关系素未被重视，总结孟子在继承“忠恕观”的基础上提出“四端说”，并以之为核心形成由“内圣”开出“外王”的思想体系，对研究早期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忠恕观”与“四端说”

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忠恕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其中“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本文舍去对忠恕二者关系之讨论，而将之视为一整体，从而得出此“忠恕观”体现了三个原则：一是独立的主体原则，在承认主体自身价值的前提下将自我价值与他人价值二者的实现相统一。一方面己所不欲：表明此主体拥有所不欲被伤害、侵占、剥夺之权利、价值。另一方面己立、己达：表明此主体有立、达人生价值之天然权利、价值。最后：此主体有勿施于人的道德义务。二是推己及人原则，将主体道德内涵的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一方面保护自己他人的权利、价值不受伤害，另一方面在成就自己的权利价值的同时有帮助别人实现价值的义务。三是心理感受原则，将主体主观心理感受与外在的伦理规范相统一。一方面己所不欲：自己有不想被别人侵犯的价值与利益，着重点在“欲”上，己心之发动。另一方面立人达人：自己有想要立与达者，同样著重于“欲”。综此三者，“忠恕观”将主体价值之实现，立于人的心理基础上，使主体道德权利义务之统一，与帮助别人相统一，即成己与成人相统一，且只有在后者完成的前提下前者才算最终完成。“忠恕观”虽是孔子仁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是在《论语》中，“忠恕观”与其逻辑上之形上心性本元之关系并未得到有效清晰之揭橥，而且推己及人等理念也未能进步发展与外王事功等思想相统摄起来

孟子则提出了“四端说”，其内容即是：人之本心先天含有仁义礼智“四性”，是为本心形上之体；本心触物发动，化显形下之用，是为仁义礼智“四德”，此四者间事实无先后，但逻辑有上下，形成“爱—→推—→敬—→别”之关系；本心体用转化建立在心理发生机制上，由不忍恻隐之心始递而生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合为“四心”，乃是道德主体当下之心理情感，是形上本体向形下之用转化之开端，是仁义礼智“四德”生成之开端，故为“四端”；“四德”乃是本心之用，需在成己、及人、亲亲、仁民、爱物、知天、事天中最终完成。

兼爱
“兼爱”一说，最初见于《墨子》。墨老先生被后人视为侠者之祖，他鼓吹“兼相爱，交相利”的学说，也就是对待别人要如同对待自己，爱护别人如同爱护自己，彼此之间相亲相爱，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
详细介绍
何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墨子无意追求爱的浪漫，而视之为济世救世的良方。墨子认为，先秦社会之所以失范，在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是故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与此相伴，自私自利亦是乱世之因，如“亏父而自利”、“亏子而自利”、“亏兄而自利”、“亏弟而自利”、“亏君而自利”、“亏臣而自利”、“乱异家以利其家”、“攻异国以利其国”等等皆为自私自利之结果。一言以蔽之，违反兼爱互利原则的恶果是“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傲贱、诈必欺愚”。这表明，墨子有意凸显爱的现实性一面，拙于或不屑渲染爱的幻梦色彩。而这一步骤又主要是通过把爱与利予以贯通得以完成的。也就是说，爱必言利，以爱启利，以利寓爱，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兼相爱”并不否定自爱，而是把自爱与相爱结合起来。“交相利”也不是鄙视自利，而是力求使自利与互利两不偏废。“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在这种爱意融融的相互义务性关系中，天下才能实现和谐、富足。是故，兼爱互利是为治之道，“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

四书章句集注
理学名著，也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14卷。注释众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明朝统治者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被明、清两朝指定为读书人必学的教科书，他在认识论上提出了格物致知说，阐述了认识世界的途径。 理学的主要文献有：《四书章句集注》 理学名著，也是朱熹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包括《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孟子集注》7卷。注释众多发挥理学家的论点，较系统的反映了朱熹作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思想。明朝统治者重视理学，《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定的必读注本和科举考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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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2

中国古代书院之岳麓书院

岳麓山上，清溪茂林之间，隐存着一座雅致的千年庭院，青舍密密，屋宇麻麻，大门前悬挂有一副楹联，上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就是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的岳麓书院。
这块令湖南人骄傲了几百年的金底文化招牌，外人未免会觉得太过洋洋自得，可如果查看史料，你会默然承认，这座静静的庭院实在是有这样的资本。单就清季以来，书院便培养出17000余名学生，其中如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程潜等，那一个不是一等一的杰出人物？
· 中国古代书院之白鹿洞书院

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李涉在此隐居读书，养一白鹿自娱。此鹿通人性，常跟随左右，且能跋涉数十里到星子县城将主人要买的书、纸、笔、墨等如数购回，故时人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其所居为白鹿洞。后李渤任江州刺史，便在读书台旧址创建台榭。到南唐升元中，在此办起学校，称“庐山国学”，也就是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白鹿洞书院最盛时，有360余间建筑，屡经兴废，今尚存礼圣殿、御书阁、朱子祠等。书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 中国古代书院之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高等学府，在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北宋儒教洛派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在此聚众讲学，使书院名声大振。北宋名儒司马光、范仲淹、韩维、李刚、朱熹、吕晦等也曾在此讲学。嵩阳书院一直是重要的儒学传播圣地。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除今天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中国古代书院之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在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等人的支持下，得到很大扩展。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显盛一时，

Answer 3

正名 正文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名分、名实问题的概念和学说。
孔子首先提出“正名”的主张。他的弟子子路问他替卫君治理国政从何入手时,他说:“必也正名乎？”接着他讲了正名的理由,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的正名思想是要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反对臣杀其君，子杀其父的越礼行为。名是指周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孔子所以提出正名，是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违礼僭越现象而发的，但这一问题的提出，成为名实之辩的发端，在哲学史上也有一定的意义。
孔子以后,战国时期的墨子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名"与“取”的问题，说“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认为瞎子所以不知黑白，不是因为他说不出黑白这两个名词，而是他不能在实际中选取出黑白的东西来。公孙龙肯定了名是实的称谓，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要求名实必须相符。后期墨家批判了名辩家们的诡辩,主张“以名举实”,明确地肯定名是实的摹拟。荀子在名实问题的辩论中，提出“制名以指实”的命题，肯定了名为实所规定，实异则名异,实同则名同,说“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
正名思想及战国时期演变为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政治经济在思想中的反映。名实问题的争论，对促进中国哲学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参考资料：http://www.hudong.com/wiki/%E6%AD%A3%E5%90%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