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列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为了易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保存大生产的组织是很重要的；如果将来种种情况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给资本家付相当多的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列宁全集
第41卷》1986年版204页）
他说的“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指可以获得马主义的理论支持。在经典里是这么说的：“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
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马恩选集
第4卷》
1995年版411页）到后来，赎买政策被迫搁浅，赎买主张变成了剥夺行动，不给资本家和地主一点活路。在农村变化了的情形是，“不经赎买地转让，——这就是说，彻底捍卫农民的利益，同地主的阶级私利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列宁全集
第15卷》1988年版114页）
基本的原因在于，资本家和地主、富农听惯了“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
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也很受“用赎买摆脱这个
匪帮”的强烈刺激，不愿逆来顺受，十分抵触红党的摆布和利用，也就不把自己置于配合、合作地位。如果要问赎买的深谋远虑为什么最终胎死腹中，不应该仅看表面的经济利益，而应该看到人权、
民权和公民尊严这些范畴，以阶级的名义凌驾和屈辱他人，甚至杀气腾腾，自认为也的确是有教养、有本领的公民为什么要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列在这时同样犯了他所说的左幼稚病，他把资本家简单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文明的，一种是不文明的，其实就是听话和不听话的。“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
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
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
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
《列宁全集（第四十一卷）》
1986年版，203页）事实证明，不文明、不听话、不怕无情惩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