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开始学医。为了支付大学的学费，他做过侍者、消防队员、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夜校教师等。1915年，他报名去法国战场当了一名担架员，但由于受重伤被送回家。伤愈后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于191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后来，白求恩考入多伦多大学开始学医。为了支付大学的学费，他做过侍者、消防队员、记者、伐木工人、小学教师、夜校教师等。1915年，他报名去法国战场当了一名担架员，但由于受重伤被送回家。伤愈后他回到学校继续学业，于1916年获得多伦多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病。这种病在当时是不治之症。被宣告了死刑的白求恩不得不离开底特律，回家乡疗养。正当白求恩以为自己的生命即将划上句号的时候，一种治疗肺结核的新方法---人工气胸疗法救了他。
1929年1月，病愈的白求恩来到蒙特利尔的皇家维多利亚医院，在阿驰柏尔德医生门下深造。从1929到1936年间，是白求恩在医学上卓有建树的时期，他改进了12种医疗手术器械，包括肋骨剥离器在内的许多医疗器械直到今天仍然广泛应用于外科手术中。此外，他还发表了14篇胸外科方面的学术论文。1934年，白求恩成为魁北克一家医院的胸外科主治医师。
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39岁的白求恩已经是世界知名的胸外科医生，而且是加拿大收入最高的医生之一。然而，当西班牙民主援助委员会向他发出邀请，请他领导设在马德里的加拿大医疗机构时，尽管接受邀请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白求恩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在西班牙，他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在战场上，他对输血进行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辆流动医疗车，它可以储备为500个人进行包扎和做100个手术所需的药品和器械。
医改倡导者白求恩
在底特律行医期间，耳闻目睹的社会现实已经让白求恩开始厌恶医疗制度的不平等。很多需要救治的穷人因为没有钱，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或延误治疗。白求恩在底特律医疗社团里大声疾呼，批评当时的医疗制度。但是，社团的其他成员并不赞同他的意见。
1934年，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社会的不平等，以及医术对救助穷人的局限性，我们是医生，无法改变使人感染疾病的外部环境。贫穷、饥饿、卫生条件差、长时间的劳作和沉重的精神压力等，这些都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要考虑的问题。
白求恩提出了建立全面的社会化医疗制度的建议，希望加拿大能够改革医疗制度。他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社会和政治经济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不仅是医学经济学的问题。医疗制度必须被看作社会结构的一部分。提供医疗保障的最好的形式是改变经济体制，消除无知、贫穷和失业。
白求恩是加拿大第一个提出建立公共医疗制度的人，但在当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白求恩尽自己所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出了努力。1936年，白求恩创立了蒙特利尔人民健康保障组织，它由100名医生、护士、牙医和社会工作者组成，为最需要医疗救助的人提供帮助。
艺术品商人白求恩
从大学开始，白求恩对油画、雕塑和素描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英国海军当军医期间，他发现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艺术品差价很大，于是当一战结束、他从英国海军退役后，颇有经营头脑的白求恩就来到欧洲大陆开始做艺术品生意。
他联合了经销商和商店，在法国以较便宜的价格购进艺术品，带到英国卖出，赚取利润。他在艺术品生意上赚了不少钱，这些钱支持他在欧洲继续游学，钻研他最大的兴趣所在---医术。
1935年3月，白求恩在蒙特利尔行医时，发现当地很多报纸在文章中频繁使用一些新名词，很多人不解其意。于是他开始撰写读报人的字典---每日读报指南(100个新词的定义)。在这本后来没能写完的书里，他试图定义一些新词，如独裁、民主、法西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等，以帮助一般读者阅报。
散文家白求恩
在奔波于中国抗日战场、救死扶伤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白求恩总是在每天长达18个小时的工作之余，挤时间写战地医疗手记。战火中写就的这些散文，短则数百字，长则千字，文笔优美，洋溢着情感和灵性，在他逝世后被人们收集起来，竟有几大本。
白求恩在抗战前线所写的这些手记，以一个医生的眼光表达对战争、人性、生命等问题的认识，其尖锐和深刻的程度决不逊色于职业作家。
人类的敌人是什么样子？他们的额头上刻有符号吗？能否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不会的。相反，他们也是可以获得尊重的人……如果他们的钱多得用不完，他们也支持个人和公家的慈善事业。他们也给大学捐款。他们对家人也是充满柔情蜜意。他们服从法律，他们的法律，有产者的法律。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个迹象上认清这些先生的。一旦有人要减少他们的利润，他们内心中的那个野兽就会怒吼扑腾。他们就会变得冷酷无情，疯子一般地猖狂，刽子手一样毫无怜悯。只要人类坚持进步，这种人就必须被消灭。只要他们还有一口气，这个世界就得不到一刻安宁。正是这些人让这个世界遍体鳞伤。
1939年11月12日，河北唐县黄石村，白求恩因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划破手指，感染破伤风而与世长辞。临终前，他把自己的马靴和裤子送给了八路军的一位干部，手术器械则分给了朝夕相处的中国医生。他还给聂荣臻同志写了一封告别信：在中国的最后两年，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光。我有时也感到孤单，但我却在最亲爱的同志们中间获得了最大的满足。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勉强能挣扎着坐起来的时候，白求恩仍挥笔记录下自己对生命的思考，下面这段话，可以视为他对自己行医生涯中的全部思考和感悟的最精辟的总结：
人体多么优美，器官多么精巧完善！他们的运动精确无误，非常驯服，非常自豪和强壮。当人被撕碎的时候，它们一下变得非常可怕。生命的小火焰一点点地弱下去，最后闪烁一下，终于完全熄灭，就像蜡烛一样燃尽，无声地、轻轻地。它对剿灭生命的人进行了抗争，但最终又屈服了。它呼叫过，但还是沉默了。
忠贞的爱人白求恩
白求恩对妻子忠贞不渝的爱，同样感人至深。
当白求恩发现自己得了肺结核时，他的妻子弗朗西斯要求陪伴在他身边。但白求恩坚决要求同妻子离婚，并把她送回了苏格兰。因为这种病在当时还是一种不治之症。他决定接受这不可避免的死亡，不想因此拖累弗朗西斯。
离婚后，他们一直有书信往来，联系很密切。几年后，白求恩借助当时还处在实验阶段的人工气胸疗法奇迹般地康复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人终究没有复合。
1938年1月2日，白求恩离开加拿大来到中国。在战地恶劣的条件下，他仍坚持给弗朗西斯写信。在一封信中，他说：在一个充满谋杀和腐败的社会里我不会袖手旁观。我不会宽恕那些贪婪的人对别人发动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和中国的战争是同样性质的。我来中国是因为我觉得这里最需要我，我在这里也最有用。
临终之际，白求恩在遗嘱中所提的惟一要求，就是希望给妻子(其实是前妻)一些经济补偿。他写道：对于她，我始终是应该负责任的。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白求恩去世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加拿大并不被当作一位英雄。直到1973年，加拿大政府才买下了位于格雷文赫斯特的白求恩故居，建成了白求恩纪念馆，以纪念他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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