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2年忽必烈将燕京（北京）大庆寿寺海云禅师邀请到帐下，问佛法大意。海云禅师将其弟子引荐给元世祖忽必烈，这位弟子从此跟随忽必烈30多年，官至太保丞相，被后世形容为“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他就是被誉为“元帝国总设计师”的刘秉忠。
刘秉忠本名为刘侃，字仲晦，本是祖籍江西瑞州的汉人，却世代在辽朝为官，成为官宦大族。后来刘秉忠曾祖父又担任金朝邢州节度副使，举家迁于河北，刘家便在邢州落地生根。刘家历侍两朝，家世显赫，刘秉忠出生的时候长得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自幼被家族寄予厚望，又少年聪颖，八岁入学，就能朗诵诸子百家的文章，故而名震地方。
刘秉忠所在的邢州，就是管仲存邢救卫的那个邢国，自古以来邢州就是草原文明和农耕文明的接触区，邢州人民可谓见惯了蛮族。战国时期，邢州归赵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王旨就是在这颁布的；十六国时期，邢州是后赵的都城；辽金时期，邢州设节度使。所以邢州被史学家称为“民族走廊”，是北方民族融合的重镇，这也是邢州地区华夷之辩薄弱的原因。
刘家一直在少数民族政权下活动，辽金二代进行了汉化改革，也尊孔子、开科举、学儒学，但绝对没有学华夷之辩，所以刘秉忠从小接受的教育就缺乏华夷之辩的内容。
刘秉忠的父亲原来是金朝的官员，蒙古南下以后，就改换了门庭，转投到了蒙古人帐下。刘家毕竟是汉人，又掌握地方大权，所以到刘秉忠13岁时，就被金朝要求前往都元帅府作为人质。都元帅府是金朝最高的军事机构，刘秉忠虽为“质子”身份，却因祸得福，能够接触到一些金廷的军事高官和要员。
靠着老爹的人脉，刘秉忠十七岁就进了邢台节度使府，做了一名搞文字工作的令史（秘书）。
但凡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人才，都会对这种刀笔吏的工作非常厌恶。
刘秉忠也不例外，他非常不喜欢这份工作，于是果断辞了职，跑到老家附近的武安山上隐居起来，开始学起了佛。
后来干脆剃发受戒，又取了个“子聪”的法名，正式成了一位和尚。
在当和尚的这几年里，他一直在读书，天文地理、法律历史、阴阳八卦，啥都学，尤其是对《易经》和《经世书》两本奇书研究颇深，如此一来，他不但对天下之事了如指掌，其神机妙算程度更是不输前世诸葛亮。他又云游四方，考察各地的地理和风土人情，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知识。
此时的华夏大地，蒙古和南宋打得不可开交，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水深火热，
作为儒家文化的继承者，他希望看到国家统一，不希望山河破碎。他希望用自己的学识辅助明君治国平天下，而在当时，能实现这样宏愿的人，只有忽必烈，
到二十六岁这年，机会终于出现了。
忽必烈征召贤才，刘秉忠在海云禅师的引荐下迅速成为忽必烈身边的第一谋臣。此时，蒙古尚未入主中原，忽必烈也尚未即位。
刘秉忠进入忽必烈王府后，最开始是担任军事参谋，跟随忽必烈三次南下（两次打大理，一次攻击南宋），随军途中，他依据山川形便，负责参谋军事和安营扎寨事务。蒙军每攻占一城，刘秉忠就劝诫忽必烈不可滥杀，“不妄戮一人”，所以忽必烈这路军队军纪最好。
1259年，蒙哥汗进攻四川合州时死亡。当时忽必烈正在进攻湖北鄂州，一听到这个消息，在刘秉忠的鼓动下，忽必烈马上和南宋议和，率军奔回老家准备夺权。随后就是蒙古内斗，忽必烈驻军燕京，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占据蒙古高原，双方南北对峙。忽必烈这边既有蒙古兵的强悍，又有刘秉忠等精英智囊的谋划，最终1264年阿里不哥兵败，忽必烈成了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刘秉忠在历史上还做过一件名留青史的事，即修建燕京城，即现在的北京城。当时蒙古帝国的都城还在今天的外蒙古，离中原太远，实在不像一个入主中原的正统皇朝。经刘秉忠主导设计，蒙古人修建了大都北京，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 。
蒙古建国初期既无国号，也无年号，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后才用“大蒙古国”的国号。1260年，在随世祖忽必烈征战7年后，大理和南宋基本覆灭，元朝建立，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采用了皇帝制度，自称朕，建年号为中统，中统意为中华开统。1271年，经刘秉忠摘选，他选取了《周易》“大哉乾元”一句中的“大元”二字作为新皇朝的国号，这一年忽必烈颁布诏书，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这就是元朝国号的来历。这个国号完全是儒家味道，淡化了汉人对蒙古政权的陌生感。
刘秉忠为元世祖忽必烈献上了“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还按照中原王朝的模式，为大元制定了一套典章制度，建立了完善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体系，推动了元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对官，他举荐前朝贤士旧臣，选拔山野遗逸之士。
元朝发行纸币也有刘秉忠的功劳。当时刘秉忠向忽必烈建议：铜钱用于阳，纸币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地。今日陛下龙兴朔漠，如果主掌中原，适合发行纸币。陛下应当叮嘱后代子孙，如果流通铜钱，将来天下四海都难以安宁。
结果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而且元朝禁止禁止流通金、银、铜等重金属。
刘秉忠功勋卓著，位极人臣，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和重用。前文提及，刘秉忠追随忽必烈时已经出家为僧，他虽有大才，却不追名逐利，对于官爵俸禄毫不在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都是以僧人扮相侍立在忽必烈身边。后来，忽必烈觉得不妥，让刘秉忠还俗，改名为刘秉忠，不仅赐他良田美宅，还将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许配给他为妻。忽必烈拜刘秉忠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领导中书省政事。
刘秉忠在元帝国混得如鱼得水，位极人臣，1274年八月，元大都的建设还在紧张进行着，这座城市的总设计师突然无病而逝，时年59岁。
据《元史》记载，他去世的时候，“无疾端坐而卒”，一如得道的高僧“坐化”一般。
忽必烈在听到刘秉忠突然去世的消息之后，非常震惊，他既为这位相交几十年的老臣离开了自己而感到悲痛，也为刘秉忠作为总设计师没能看到大都城最后完成而感到遗憾。
忽必烈悲痛欲绝，对群臣哭嚎道：“秉忠为朕尽忠三十余年，小心谨慎，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其学问之深，惟朕知之。”
刘秉忠死后，忽必烈追赠其为太傅、赵国公，谥号“文贞”，后世又追赠其为太师、常山王，谥号“文正”。这个“文正”乃是古代文臣的最高谥号，历史上只有范仲淹、曾国藩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能臣能获此殊荣。而且，纵观整个元朝，汉人中能够位封三公的，自始至终也只有刘秉忠一人，可见其功绩之丰。
可以说，没有刘秉忠就没有元朝的近百年基业，所以，刘秉忠一直被誉为“元帝国总设计师”。他辅佐忽必烈统一中国，实行汉化，由乱到治，由野蛮到文明，巩固了元朝统一中国的大业。如此丰功伟绩，而又能不染尘俗，超然物外，活得自然。
他成功后并不贪图富贵美色，他要的不是功名利禄，甚至不是后世之名，他只是想要证明自己，为天下求得完整，为百姓争一片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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