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徐志摩是一个因情而生 缘情而获得诗人

如题所述

  缘情而生 因情而灭

  作为“新月双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暂的文学生涯同短暂而富传奇色彩的人生一样,充满谜一样的意蕴。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经历,特别是爱情遭遇,不难发现徐志摩文学创作的发生及衰竭之因,即其爱情生活的发生衰竭是其文学艺术创作发生、衰竭的根源,二者为伴生关系。

  缘情而生,因情而灭:试析徐志摩文学创作发生、衰竭之因(片断)

  陈伟华(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1、私语——创作萌芽期

  私语三秋的情诗情事/情语情节/临了轻轻的将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这秋雨的私语,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诗情节,也掉落在转引秋水秋波的秋晕里一涡半/转/跟着秋流去。(《私语》)

  目前可见最早的徐志摩文学创作是诗《草上的露珠儿》。据徐志摩回忆,他在康桥曾有好些诗作,然而现在都无法见到。可以说,1922年以前这个时期他的文学创作仅仅是属于对某个人私语,极具隐蔽性。他的文学细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儿,刚刚折射出一点点太阳的亮辉。对于诗,徐志摩说:“诗是写给爱人的,故精制而秀美”。明确表明了这一时期徐志摩诗作的私语性质。 1920年,徐志摩在英国遇上了年仅16岁的林徽因,从此被她吸引。吕家乡在《个性解放的追求和幻灭————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倾向》中论述到:“徐志摩把爱情看作是‘性灵美’的集中体现,而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爱情写爱情,缺乏深刻的社会内容。”他这个说法,刚好反正证了徐志摩创作的为情而生。因为他本来是为爱情而创作,他没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咏叹着人类最本质的情感时,拉进诸如劳工神圣的神圣主题来装点门面,升华情趣。对此,林徽因后来在《纪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谈了这样的看法。她说:“朋友,你写诗的动机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

  他写诗的目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启超的信中说:“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胡适在《追悼志摩》也中谈到,徐志摩是一个有着爱、美、自由的单纯信仰观。也就是说,他作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唯一之灵魂伴侣。对于徐志摩跟文学的缘分,他自己认为:“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以传诵的诗句。”当然,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不过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声:他作诗,纯粹是出于偶然,是因为那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当然,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我们不能说他有了心仪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万丈的文学。但可以这么说,她是他文学创作的催化剂,是他心语的倾听者,是他灵魂的寄托。可以这么假设,倘没有她,他定会沉浸在作中国的“汉密尔顿”的理想中。而以她前妻家族的显赫地位,他成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尝不能。

  但事实偏偏发生了奇妙的变化。徐志摩后来回忆说,“我敢说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叫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来仪[注:傅来仪为英国艺术家]的信中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最大的机缘是得遇狄更生先生。是因着他,我才能进康桥享受这些快乐的日子。而我对文学艺术的志趣,就这样的固定成形了。

  确实因狄更生的脸面,徐志摩才得以进入康桥学习,但如果就此认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缪斯石榴裙下,那显然是中了徐的诡计了。其实徐在这两段话中很机智的使用了模糊语,狄更生也好,康桥也好,只是徐兴趣转移的充分条件,他有意隐去了必要条件,使人产生美丽的误读。

  这个必要条件是什么呢?他后来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他说:“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

  这“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陆耀东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隐语,徐志摩抵英后,与威尔斯、魏雷、卡因等英国著名作家诗人交往,开始对文学产生极大兴趣。与此同时, 他结识了一位随父逗留在伦敦的美丽少女林徽因,并疯狂的向他求爱。也正在此时,他开始写诗。据此,可以肯定他所谓的“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决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风月。(陆耀东《徐志摩评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评传》的作者刘炎生则认为:“则显然是指他与林徽音相恋对他产生的影响而言的。”(《徐志摩评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观二人的说法,陆的说法比较含糊,而刘的说法失之片面。笔者认为,“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是康桥的文化氛围和那美丽女性的合力。其中控制着风的方向的是作者对他的情爱力度。可以这么说,生性浪漫不羁的徐志摩心中诗魔的潘多纳的盒子是她给打开的。他的诗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迅速进入情感泛滥期。打一个浪漫的比方,康桥就是温床,具备适宜的温度湿度以及阳光等一切生长的要素,美丽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种子。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怀,便疯狂的不可遏止的长出茂盛的诗文的苗来。“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有些象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猛虎集·序文》这最早写诗的那半年,即刚结识林徽因的那半年。这“伟大力量”显然指情爱的力量。他又接着说,“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都是见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诗见不得人呢?这确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现在我们能读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诗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儿》(1921年11月23日作)。

  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由于情爱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发生根本转变,并且,由于情爱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种情欲发酵为诗情发泄出来。

  2、月下待杜鹃不来——创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静的桥影/数一数螺细的波纹,/我倚暖了石阑的青苔。/青苔凉透了我的心坎/月儿你休学新娘羞/把脊背掩盖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可听她允许今夜来否?//听远村寺塔的钟声/像梦里的清涛吐复收,省心海念潮的涨歇/依稀漂泊踉跄的孤舟。//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处是我恋的多情友?/风飕飕/柳飘飘/榆钱斗斗。/令人长忆伤春的歌喉。(《月下待杜鹃不来》)

  1922—1924年6月是这一时期的时限。代表作有:诗集《志摩的诗》,集外诗有《情死》、《私语》、《清风吹断春潮梦》、《你是谁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说,《泰山日出》等散文。以及翻译诗数首。对于这一时期的创作。他在《猛虎集序》中说:“我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我1922年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

  从徐的叙述中,我们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学创作是为情而生的明证。

  下面简单回顾徐志摩这一时期的活动历程。

  这里先讨论两个问题,第一,1922年8月,徐为什么要抛开洋博士的迷人头衔,毅然回国。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才貌双全,与她的结合,徐一开始并未提出异议,留学英伦伊始,还迫不及待要求张为其伴读。何以在他产后不久便要求离婚?

  对于第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在徐志摩,拯救整个中国社会正要从改革社会政治制度开始,但是,这种明显带有青年热血特征的生命冲动,在诗人进入典雅保守的康桥以后,就逐渐的消蜕了,此时他已经淡化直接参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生命意识。开始试图从更广义的“人”的角度来寻找、印证他的生命经验欲望。实际上,他从未完全停止过政治活动,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是打破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与北洋军阀合作的立场。1923年冬,张君劢组织理想会,徐应约作《政治生活与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间陪伴泰戈尔游中国,建议阎锡山在山西建立农村建设试验基地。5月29日陪泰戈尔访日。9月写散文诗《婴儿》、《白旗光》、《毒药》。

  他办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给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报副刊》)谈到:“这躺沙发决不是结社的宗旨,吃好饭菜也不是我们的目的。几个爱做梦的人,一点子创作的能力,一点子不服输的傻气,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业做不成?……我们并没有展露我们的菱角。”

  由此看来,康桥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对他还是颇有吸引力的,但他终于抛弃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倾心的少女随父回国,他也无心在英伦逗留,遂乘船东行。”

  正如胡适所说,徐志摩是一个有着单纯的爱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抛开一切。因此他做出此番惊世骇俗之举也在情理中。也正应了拜伦那句话: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实际上,在英伦留学期间,他受拜伦的影响颇大。由此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对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释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韪,非特求免凶残之苦痛,实求良心之安顿。求人格之确立。求灵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认为与张的离婚是“转夜为日,转地狱为天堂,是彼此重现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荣业”。(《致梁启超信》)

  当然,他的自我辩解有一点点成立,但无法掩饰自我矫饰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顿,”又为何在张幼仪初产之时便弃其母子而去。说是“转地狱为天堂”则更为大谬,当初徐求学英伦时要求张为之伴读,言辞是何等切切。既自甘坠入地狱,又怎能怨别人?

  这里真实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国求学期间认识了林徽因……志摩为之倾倒,但她提出必须与原夫人离婚,方能考虑婚嫁之事。”。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与徐志摩的文学创作毫无牵连。但实际不然。由上述可看出,他对他所心仪的女子已痴迷到了可抛弃一切的地步。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轻易能得到。于是那种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积。弗洛伊德理论中认为,在本能诸特性中,本能为了减轻紧张而采用的对象和手段最容易发生变化。在不能获得第一对象时,能量可以转移到另一能够获得的对象上。这种从一个对象向另一个对象的能量转移就称为移位。这里,为了缓解压力,徐志摩下意识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将能量发泄到文学创作上来。弗洛伊德认为,文学创作的动因是里比多,即性欲。艺术家从事创作并不基于他接触生活,观察生活,进而体验生活而获得丰富经历,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这些欲望最强烈并最容易冲动的就是里比多,因为人的欲望长期受到压抑而的不到满足,致使他们郁郁寡欢。为了满足这些压抑的欲望,他们便在艺术创作中寻找欢乐。这纯属他们的性冲动。

  徐曾经说过:“世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林徽因给它的注脚是:“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尝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几句悠扬锉铿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冲动。”

  这愚诚的倾向,复杂的情绪具体是什么,林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感受的出来。笔者认为,愚诚的倾向实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灵魂之唯一伴侣。”复杂的情绪,指的是二人交往过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样的情感体验。这在徐的诗歌中有明显的体现。“满足他本能的艺术冲动”则一语道破他诗歌为情而生的天机。

  徐林的爱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开始就甜涩交加。他同时也不时的在与自己的良心作斗争。他于1922年5、6、7月间分别写了《情死》、《私语》、《夜清风吹断春潮梦》等诗来发泄自己的情感。陆机认为“诗缘情而绮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爱人,表达了一种为爱情而献生的疯狂的痴迷,“玫瑰!我顾不得你玉碎香消,我爱你”。《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原载1923年《努力周报》)他又在《清风吹断春潮梦》中诉说好梦难圆的悠怨惆怅,“清风!你来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阴的玫瑰/一似杜鹃黎明的幽叹/韵断香散,仰望天高云远,/梦翅双飞,一逝不复返。/此诗作于1922年8月3日,我们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长民携爱女归国。此诗当是此事的反映。徐志摩对康桥是十分留恋的,但是他要访他灵魂中唯一之伴侣就必须离开。这种欲走还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华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脍炙人口的《康桥再会吧》。8月7日他毅然启程回国。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学,徐志摩从此断了对林的追求。他的文学创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随着他的情感的失矢进入徘徊期。尽管行动上徐志摩停止了对林的追求,但事实上她一直是他梦英魂绕的女性。特别是后来与陆小曼发生情感危机以后,这种情绪更强烈。在这种情丝的煎熬下,产生了《云游》、《火车擒住轨》等力透纸背的诗作。在《云游》中,他以“一涧流水”自喻表达了对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涧水对云的情意在“忧愁”、“消瘦”、“盼望”等词中淋漓尽致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产生强烈共鸣。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车擒住轨》表达一种对不可把握命运的无可奈何。火车是那样的依恋轨,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驶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可以这样说,对林的情结一直是徐创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即使在他最苦闷,最感文思衰竭的时候,一想起她。就马上获得了艺术生命。例如《火车擒住轨》的产生。

  3、为要寻一个明星——创作徘徊迷惘期

  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向着黑夜里加鞭;——/向着黑夜里加鞭,/我骑着一匹拐腿的瞎马//我冲入这绵绵的昏夜,/为要寻一颗明星;——/为要寻一颗明星,我冲入这茫茫的荒野。//累坏了,累坏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还不出现,/累坏了累坏了我马鞍上的身手。//这回天上头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着一具尸首,——/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为要寻一个明星》)

  心仪的人飞走了,灵魂的伴侣暂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爱无法释怀。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马,累坏了,他的躯体也成了黑夜里躺着的一具尸首。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标突然失落,必然带来心理的巨大失衡。此时他很可能一蹶不振。而在徐志摩,那情爱就是他创作的全部秘密,他的灵魂,他的源泉。如今失去了。他的创作也就是去了依傍。从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结识陆小曼他的创作共有译泰戈尔作品(讲演稿)10篇,诗作《留别日本》、《沙扬娜拉》(18)首、《毒药》、《白旗》、《婴儿》、《白杨树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色调灰暗,透露着极端失望情绪。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所揭示的那样: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强烈的需要。对徐志摩同样不例外,由于那种需要的不到满足,于是产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责、悔恨、迷惘的情绪。并由此滋生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心境。对徐志摩的总题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忏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药》、《白旗》、《婴儿》共三首的散文诗。一般研究者认为是单纯的政治诗,并且还据此对徐的政治立场立论。认真解读。发现透露的更多的还是一种失恋后的痛苦情绪。“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是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经灭绝了光彩。”(《毒药》)其描写由现实而及灵魂,单纯客观的政治现状的感悟显然无此穿透力。“我们要盼望一个伟大的事实出现。我们要守候一个馨香的婴儿出世。”(《婴儿》)后多人把《婴儿》当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实际上,在徐志摩归国以后,尽管他有时应朋友之邀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办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轰动的愿望,但实绩在文学。实际上,他已经绝少谈政治了,他的诗作他的社会活动也几乎政治无关。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与一个叫凌叔华的女子有关的。《问谁》、《为要寻一个明星》就曾出现在给她的信中。但由于他们之间所有的只是一种介乎朋友之间的情绪。因而没有发酵出更多的文学的灵感来,从这一时期的创作内容及艺术感染力可看出。我们所称道的,还是那些带有明显的情爱印记的作品。《月下待杜鹃不来》、《私语》等诗作纯情欲滴,艺术并非炉火纯青,但却最为人所称道。

  纵观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陆之前的作品,总觉感情苦涩、意境凝滞。其原因就是那种促使他产生创作的情爱此时不在。就在这年冬天,陆小曼进入她的视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徐志摩的创作也随着他的情感进入浓得化不开的全盛期。

  4、浓得化不开——创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颜色,水的颜色,光的颜色——形成一种不可比况的空灵,一种不可比况的节奏,一种不可比况的谐和,一方宝石,一球纯晶,一颗珠,一个水泡。(《浓得化不开之香港》)

  后来,陆小曼移情别恋。又日益堕落,徐乃假文学这一武器予以拯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欧游期间,徐每天写一封信给陆,这后来也成为他文学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后来徐陆之间的情爱之火终究还是熄灭了。徐志摩的文学生命也就不可避免进入沦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创作迷惘沦落期

  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蜜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她的负心,我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的光辉。(《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

  这首诗可以说是徐陆情爱的心路历程。徐志摩的梦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体验到她迷醉的温存,那时候,所有的记忆只有甜蜜。到后来,她负心了,只留下毫无光泽的回忆。他于是迷失了感觉的方向。

  这风,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说,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由此而诗兴大发。两处“风”所指当相同。此时,他再也弄不清风是向呢一个方向吹,他的创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他后来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这几年生活,不仅是极平凡,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几乎完全没有。

参考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ea58510100bwh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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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12-16
可以去看看 黄磊,刘若英,伊能静,周迅演的《人间四月天》。说徐志摩是因情而生,缘情而获与徐志摩的情感经历有关。
徐志摩的一生中主要有三个女人:结发妻子张幼仪,红颜知己林徽因以及后来结婚的陆小曼。他虽然与张幼仪是结发夫妻,却对张幼仪没有夫妻感情,在与张幼仪离婚前就一直在追求林徽因,为林徽因写下很多的情诗,如《偶然》,《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而他与陆小曼之间的信件来往后来也被编成了《爱眉小札》。可以说,没有这些情感经历就没有徐志摩的这些文学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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