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对孔子的评价

如题所述

庄子一书中,对当时的诸子学说加以不少之批判,尤其对孔子及其学说批判特别多,特别辛辣;有抑扬、有褒贬、无孔不入。到底庄子是反孔?抑或尊孔?殊难判断。然而后世学者对于儒道两家的思想,常以为相互对立。 (注一)的确,相互对立的说法是有其根源的,史记老子列传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 」又庄子传载:「作渔夫、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诚然,孔孟学派与老庄学派因其基本理念不同,故其主义思想亦异,是以似若水炭不能相容。但细审其关系,似乎未必尽然。不仅两派的关系,未有若儒墨之尖锐对立,且有一脉相通的气息。孔老二学于若干方面相吻合,例如老子的根本思想是「无为而无不为」,孔子亦有此种思想,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便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无为而治是道家的思想,老子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此外,庄子本人为通晓孔老二学之博学者,庄子极尊崇老聃,常以老聃抑压孔子。的确,在庄子一书中出孔子洋相的地方是所在多有,若只用这些例子来坐实庄子尊老抑孔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人们大抵也相信庄子一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其中可信为庄子自作者,可能只有内七篇而已,外杂篇恐怕是庄子后学的集体智慧。然而,照庄子一书本文看来,明确可断定尊老抑孔者,俱出自外杂篇。 (注二)而内篇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是抑是扬,恐怕是颇费斟酌的,而且,外杂篇对对孔子的态度也颇有歧异。故本文是以庄子一书,来探讨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与评价。 庄子书中有多篇谈及儒家,有的地方轻薄儒家,痛骂孔子,如杂篇中的盗、渔夫等篇;但有的地方却赞美孔子,把孔子说成道家的圣人,如内篇中的人间世,大宗师及外篇的田子方,都赞孔子兼述及颜回的。甚至于许多道家的义理都藉由孔子来引说。 但庄子与老子并称道家二宗,何以书中会借孔子以寄寓思想呢?又何以在赞颂孔子之余又诋毁孔子呢? 其一:儒墨为战国显学,而孔子为儒家宗师。庄子因知其学说无法实行,故亟欲将其学说融冶儒学,或寄托于儒学,合为一条由浅入深的路线,用以实现其理想。对此,庄子在寓言篇中亦有提出说明:「寓言十九,重言十七, 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借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 其二:庄子之学虽「要本归于老子」却对孔子之道有相当的了解,关于这一点,在司马谈论述六家要旨时,已略为提出一个轮廓了。其云:「道家者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虽概括的说明道家思想有撮采儒墨之善,但探求庄子之思想,确实有与孔子思想相契合的地方。因此既可印证司马氏所言不差,亦可说明庄子称引孔子为说思想的原因。 其三:庄子自信比儒家更能理解孔子,故庄子设许多寓言开导孔子,鼓励孔子,然而他的实际对象并非已死为朽骨的孔子,而是一般的儒家,庄子希望一般的儒家亦能学孔子的温良恭俭让,虚心求道、得道、安道。 试举例于下: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而弦歌不惙。子路入见之,曰:「何夫子之娱也?」 孔子曰:「来,吾语女。我讳穷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时也。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夫水行而不避蛟龙者,渔夫之勇也:陆行而不避兕虎者,猎夫之勇也;白刃交于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穷之有命,知通之有时,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由处矣,吾命有所制矣!无几何,将甲者进,辞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秋水篇) 其四:庄子自知其学说决难实现,但他决意维护自派的学说,因为庄子相信他的学说才是真正的哲学。他明知孔子的学说未尽完善,但他肯定孔子学说的行为学,是以人为对象的实际哲学,唯孔学始能适合现实,且孔学亦能接近其思想;故庄子亟欲将其思想的一部分寄托于儒学,而求实现。吾人可以悬想他排击孔子的用意在此,而赞扬孔子的目的亦在此。 此外,庄子本人为通晓孔老二学之博学者,庄子极尊崇老聃,常以老聃抑压孔子。的确,在庄子一书中出孔子洋相的地方是所在多有,若只用这些例子来坐实庄子尊老抑孔是可以成立的。然而,人们大抵也相信庄子一书并非成于一人之手,而其中可信为庄子自作者,可能只有内七篇而已,外杂篇恐怕是庄子后学的集体智慧。然而,照庄子一书本文看来,明确可断定尊老抑孔者,俱出自外杂篇。 (注二)而内篇庄子对孔子的态度,究竟是抑是扬,恐怕是颇费斟酌的,而且,外杂篇对对孔子的态度也颇有歧异。故本文是以庄子一书,来探讨庄子对孔子的态度与评价。 庄子既借孔子以寄寓思想,又何以会批评孔子呢?这是因为当时的「天下大乱,圣贤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天下篇)庄子有鉴于此,以儒墨虽然为当时的显学,但仍不免自是彼非,各有所偏。故庄子主齐物论以痛斥之,而批评的对象则指向儒墨的宗师?孔子、墨翟。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人格伟大,思想精博,但庄子以为其术繁复,「太多政法而不谍」(人间世),虽急欲为世主用,却徒劳无功。此庄子之所以批评孔子之故也。至于庄子如何批评孔子呢? 1、破除功名利禄的追逐: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坠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有闲,为圃者曰:「子奚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于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天地篇》) 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吊之,曰:「子几死乎?」曰:「然。」「子恶死乎?」曰:「然。」任曰:「……昔吾闻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无功,功成者堕,明成者亏。』孰能去功与名,而还与众人。道流不明,居得行而不名处,纯纯常常,乃比于狂。削迹捐势,不为功名。是故无责于人,人亦无责焉。至人不闻,子何喜哉?」(《山木篇》) 前者直斥孔子求名声闻达于天下,好言乖诞而欺瞒众人。后者则规戒孔子不要自伐,去名无功,则能「责于人,亦无责焉」,又岂会困于陈蔡,几遭杀身之祸呢? 2、破除仁义道德的执着: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翻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故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天道篇)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 」(天运篇) 此所以见儒家与道家在思想上的差异。儒家以仁义为修己之圣道;在道家看来,却成为乱人性的偏执,此两段借「孔子问礼于老聃」的传说,转为孔子问道于老聃。再由老聃之口说出:仁义是私情;仅是先王的传舍,至人的假道而已。真正的道是无为,天地日月自有其常道,循此常道,自可游于「逍遥之虚」而得「采真之游」。岂必「偈偈乎揭仁义」,「觏而多责」呢? 3、破除礼文仪节的拘限: 老莱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于彼,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视若营四海,不知其谁氏之子。」老莱子曰:「是丘也,召而来。」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与汝容知,斯为君子矣。」(《外物篇》) 鲁哀公问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以支为旨,忍性以视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女与,予颐与!误而可矣。今使民离实学伪,非所以视民也,为后世虑,不若休之。难治也。」(《列御寇》) 所谓「修上而趋下,末偻而后耳」;「饰羽而画」即是拘泥于礼仪的限制,乃至进退失据。此两段亦表现出儒道思想相歧异的地方。礼仪原本是儒家立身处世的根本途径;但道家却以为不见本相,徒饰虚伪的外衣,使人「离实学伪」。故有「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的批评,与「去汝躬矜,与汝寄知,斯为君子矣」的规劝。再再地说明儒、道的不同。 凡此功利、仁义、礼仪,乃庄子及其后学(注三)借着对孔子的批评,以反应时尚的是非之论,乐死哀生,追名逐利的风气,与儒家子弟汲汲于仁义的倡行。而后逐一扫除,建立其超脱于人间世的逍遥游。 四、庄子对孔子的态度及评价 庄子各篇章对孔子的态度及评价差异甚大,从道家圣人到为大盗讥,吾人将其分为四类: 1、赞誉孔子为道家圣人: 就全部庄子来看,孔子在「寓言」、「重言」的体裁内,份量很重视。其地位,似仅次于老聃。颇有将孔子看成「近道」之意味,道家的重要义理也都藉由孔子来传达: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曰:『可。善游者数能。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使操之也。』吾问焉而不吾告,敢问何谓也?」仲尼曰:「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覆却万方陈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恶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钩注者惮,以黄金注者殙。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则重外也。凡外重者内拙。」(《达生篇》) 颜回问仲尼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有无其实而得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孙氏尽之矣,进于知矣。唯简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简矣。孟孙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将化,恶知不化哉?方将不化,恶知已化哉?吾特与汝,其梦未始觉者邪!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有旦宅而无情死。孟孙氏特觉,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之乎?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梦为鱼而没于渊。不识今之言者,其觉者乎?其梦者乎?造适不及笑,献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大宗师》) 以上所举两例,仅为庄子假仲尼之口,以诉说己意的重言笔法而已,然而庄子笔下的仲尼,对道家学岂只是心领神会,简直达到彻晓彻悟的极峰了。好像仲尼非但「近道」,简直是「同道」了。 2、不赞同仲尼之道却给相当大的同情与惋惜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非也。」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庄子曰:「孔子谢之矣,而其未之尝言。孔子云:『夫受才之大本,复灵以生。』鸣而当律,言而当法,利义陈乎前,而好恶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蘁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寓言篇) 这里边不是含有惋惜、同情还有羡佩的意味吗? 孔子深信现实是无法否认的,从而人伦的重要性亦无法否认,故孔子坚持其唯人主义与现实主义,下面这一段孔子坚持其学说与思想根据的苦衷。孔子派子贡往吊子桑户,子贡见其友人临尸而歌,回报孔子,并问其理由,孔子答云: 「彼,游方外者也;而丘,游方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同其耳目;反覆始终,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汝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 孔子虽然肯定方外之士的思想,但亦不能放弃自己的的学说。庄子能了解孔子的苦衷,故设此寓。   3、规劝轻视或不以为然的态度: 庄子批评儒家之倡仁义、礼仪与求为世用之不当时,往往用规劝轻视或不以为然的态度,然而庄子批评孔子的地方自然是儒道思想不同的地方。庄子对于儒家仁义、礼仪、利禄的批评可见于前节,不再赘言。其他尚有: 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事不可追。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之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却曲,无伤吾足!」(《人间世》) 此庄子借楚狂接舆批评孔子不知时,而所用的方法,则是规劝的口吻。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吾闻诸夫子,圣人不从事于务,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埃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长梧子曰:「是黄帝之所听荧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 此节谈的是儒道两者思想的不同。孔子以为道家之论为「孟浪之言」;而庄子借长梧子批评孔子不知道之妙,其中并无直斥或漫骂;只是道不同,不以为然而已。 4、讥笑讽刺,乃至直斥漫骂: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喒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天运篇) 此虽不至于漫骂;但将孔子比为蚊虻,仁义比为糟糠,其讽刺讥笑,亦已甚矣! 又盗跖篇中,描述孔子劝说盗跖的狼狈情景: 孔子与柳下季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盗跖。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孔子谓柳下季曰:「夫为人父者,必能诏其子;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则无贵父子兄弟之亲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为盗,为害天下,而弗能教也,丘窃为先生羞之。丘请为先生说之……颜回为驭,子贡为右,往见盗跖。盗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阳,脍人肝而哺之。孔子下车而前,见谒者曰:「鲁人孔丘。闻将军高义,敬再拜谒者。 谒者入通。盗跖闻之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曰:「此夫鲁国之巧伪人孔丘非邪?为我告之:『尔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冠技木之冠,带死牛之胁,多辞谬说,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摇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学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儌幸于封侯富贵者也。子之罪大恶重。疾走归!不然,我将以子肝益画哺之膳。』」……孔子再拜趋走,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如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 这一段叙述,生动而活泼。盗跖之恶言恶行,犀利舛驳,真不失大盗的本色。而孔子一则再拜称臣,二则目瞠口呆,三则惊惶恐惧,口不能言,终则亟趋反走,色如死灰,不能出气,登车则低头无语,执辔而三失,可谓极度直斥诟耻之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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