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于丹恐怕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她顶多算个大学教授，文化学者，或者说所谓的“学术名星”。按照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的说法，陈寅恪才算得上“国学大师”，于丹不算。
易中天讲三国，可谓万人追捧，盛况空前。 于丹讲的是让普通老百姓知道了孔子、庄子。于丹因此成为了老百姓眼中的国学大师，初具文化、大中专毕业层次的人也是粉丝，还有那些退休的小学、初中教师，等等，这使得央视的百家讲坛，成为了老百姓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于丹的成名，得益于时代的推波助澜，得益于时势造英雄，得益于文化的不普及和没能大众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承，已经断层好多年了。所谓时势，就是央视百家讲坛的横空出世。百家讲坛的岀世，标志着说书的现代化，它使说书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它使寻常家庭、普通百姓都能看到和听到，因此颇受欢迎。
于丹能一夜爆红，还得益于她对国学经典《论语》的另类解读，这是她成功的秘诀。在过人心中《论语》之类的经典国学高深、生僻，难以理解，似乎只适合那种故纸堆里爬出来的老学究才有资格研究和解读，而于丹成功地紧密结合人们生活、工作中的实际，以一种浅白、通俗的语言解读出来，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似乎这些古老的经典国学离我们普通人是如此的近，如此亲切。于丹又恰恰毁在了这方面，她让这种浅白、通俗的解读脱离了《论语》本身的精髓，完全成了追名逐利的工具，《论语》在她嘴里通篇都是鸡汤式的逻辑，强奸民意式的自我意淫。
于丹本是北师大的教授，在百家讲坛一炮而红以后，就成了全国爆红的文化名人，成为了新时代解读国学经典尤其是论语的代言人，她自己也俨然以此代言人自居，并开始膨胀了。2009年5月，于丹在伦敦开讲座期间，因为她觉得自己的身价高，三天换三个房间，就是高级酒店也满足不了这个“文化大师”，即便提供了酒店最好的房间，她还是各种挑剔。
于丹最大的毛病就是功底不扎实。有一次在央视讲《得失之道》，她在节目中，意然说王安石领导了“庆历新政”，苏东坡说青苗法有积极意义，让人哈哈大笑。如果刘文典先生从坟墓里爬岀来，是会要开骂的。 这里略举数例：于丹曾把“狡黠”的“黠”念成了“jié”；再譬如，她曾把“污秽”的“秽”念成了“suì”，当一个公众人物面对亿万电视观众时，是有很强的示范效应的；于丹把“高山流水”中的“伯牙”解读为“俞伯牙”，暴露出学问的不严谨、不扎实。
于丹是借助“百家讲坛”这个平台迅速爆红，也毁在了类似的网络媒体上。爆红之后，于丹四处讲学、演讲，没有了那种潜下心来认真做好学问的态度和精神，兜兜转转总是类似的东西打转，再也讲不出什么更有启发意义的东西，反倒把自己不扎实的国学短板暴露在全国观众面前，贻笑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