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不单是一代继往开来的文学泰斗，一名诗书画乐兼通的艺术大师，更是一位广受人民爱戴的政治家。尽管一生深陷于党争漩涡之中郁郁不得其志始终无法全面践行其“致君尧舜上”的政治抱负苏轼却一直坚持着躬行仁政、为民请命的政治理想终生不渝，建立了卓越的政治功勋。其显赫的政绩背后更是蕴藏着丰富而广博的为政思想，对当下之中国亦有着颇多的启示意义很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1苏东坡的民本思想
苏东坡民本理念运用于他的为官实践，概括起来有三个特点：第一，把对老百姓是否有利作为改革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苏轼有两个观点值得我们借鉴。一是他的“渐变论”。苏轼的改革观和
王安石的改革观在方法上最大的不同，就是一个主张“渐变”，一个主张“激变”。苏轼主张“渐变”的理由有很多，他有一句名言：“
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而民不惊”（《辨试馆职策问子》）。意思就是说，要让改革在老百姓不知不觉的过程中推进。他认为国家就像一辆快速奔驰的马车，如果突然来个急转弯，非翻车不可。第二，把是否对老百姓有利作为衡量决策正确与否的重要尺度。元釜六年，朝廷决定开挖八丈沟，但是苏东坡经过科学的测量，在
淮河水上涨时，水位要高于八丈沟上游蔡河口水位八尺五寸。由此得出结论，新沟若开，大汛时，不仅起不到排水作用，反而遭淮河逆灌，
颍州将遭到上下游洪水袭击。因此，他三次上书朝廷，例举八丈沟不可开挖的理由，终于说服朝廷不开八丈沟，避免了一件劳民伤财贻害百姓的事情。第三，把为老百姓办实事好事作为为官从政的一项重要职责。苏东坡从政为官40年，无论是在朝廷和地方做官，还是在流放遭贬，他始终心系百姓，为民谋利，为民办事，因而赢得了老百姓的赞扬。在徐州，他找到煤碳，为百姓解决了燃料和炼铁问题；在诸城（
密州），他收养弃婴，挽救了这些孩子的生命；在惠州，他设计并推广了
秧马，减轻了农民的劳作之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