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
读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内容摘要:近代前夕,中国文化就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潭死水没有一点儿波澜。随后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自省提供了崭新的参考系,同时也为中国文化之新生创造了难得的历史契机。然而,历史的发展见证了历史的惰性,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仍然能感受到来自传统深处的力量。正视这种力量,并深层次吸收西方文化,才是我们的出路。 关键词:身体化倾向 理性精神 天下情怀 担当意识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历史研究或者别的什么研究,都是为了“当下”。离开了当下这个“立足点”,任何学科都将丧失生命力。那么,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社会?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视角。 中西比较视阈下中国文化的个性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不得不成为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同时,西方文化的传入为中华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坐标系,也给中华文化带来了自我反省和自我发展的契机。一百多年来,在强大的西方文明的强势逼迫之下,在丧权失地、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屈辱中,很多中国人陷入了“西方文化就是现代化”的无意识。而5000年的民族自尊心又“驱使”我们拿传统中的东西比附西方文化中的东西,去尽力寻找中西文明的相通之处。诚然,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是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视阈下成书的,但其着眼点却不在中西文化的“共通之处”,而在双方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个性。
和当前流行的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对“人”的设计是“二人式”的。《论语》里面的“仁者,人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的最基本的“定义”。而从“仁”的字形上来看,就是二人的意思。作为“仁之本”的“孝悌”,更是父子、兄弟的典型二人对应关系。而整个社会的“五伦”,也是父子、兄弟关系的延伸。而纵观5000年的中国文明史,就是一部建立在“二人”关系基础上的“礼仪制度史”。在人类的早期,对社会“选择”了血缘关系的构建,并以此为基础从家庭、家族扩展至全社会,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因此,“中国人做什么都必须说成是为了别人才有合法性„„”①一旦离开了“关系”,作为个体的中国人就没有了意义。这种“二人”关系,造成了中国人“他制他律”的人格。
中国文化注重现实,缺乏超越性。在文明开化之时,中国人并不缺少神灵的概念。但是中国人似乎很早就认识到了神灵的虚无性,并创造了高度关注现实的文化传统。天作为大多数中国人心中一个“超越”的概念,仍然是人为构建的,因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降祸还是赐福也取决于世间之人的作为。对于鬼神,中国人向来是“敬而远之”的。正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至于道家,同样没有西方文化中灵魂超越的概念。老子的“道法自然”恰恰是一种对现实的消极顺应;庄子的逍遥游,则是对个人对现实“关系”的消极逃避,仍然没有个体灵魂上的积极诉求;后来产生的道教,干脆直接以追求肉体长生为目的。这种注重现实的思维取向使中国文化呈现一种泛“身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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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因此,孙隆基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意向是一个养字——养自己、养双亲、养孩子——而超越个体存在的最高集体境界的‘太平’与‘大同’,也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②
为了实现家庭和睦、天下太平,让普天之下“皆有所养”,中国人对道德的力量特别重视。所以要“父慈子孝”,所以要“君仁臣忠”,所以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存天理灭人欲”。但是,这种道德不是“个体对自己的‘完整性’之维系”,而是指“‘社会道德’,乃由群众压力或‘人言可畏’所维持的”。③因为,“父慈子孝”也好,“君仁臣忠”也罢,都是在“二人”关系中确立的。因此,这种道德是一种“社会角色规范”,它的确立有赖于“人心”的感通。从小处讲,这种“感通”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人左右逢源;从大处讲,这种“感通”将决定人心向背,直接成为改朝换代的重要力量。这种对“心力”的过分强调,给中国文化染上了强烈的泛道德色彩,不但总是将历史人物“脸谱化”,而且还对现实产生着直接的影响。鸦片战争爆发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盲目依靠“人心”抗战酿造了不少祸国殃民之举。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几种心态
近代以来,外敌的入侵打破了中国社会既有的秩序,同时也向中国输入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异质文明(西方文明)。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中国人民呈现出了不同的心态。 从1840年算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还是以天朝上国自居,视西方国家为蛮邦,其文明也不过是雕虫小技、奇技淫巧,万万不可与天朝上国的礼仪相比。鸦片战争期间,前方负责与“蛮夷”谈判的官员为了阻止“蛮邦”的公使进京觐见皇帝,竟然会想尽一切办法,甚至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而此举的原因则是他们不够觐见的资格。后来,洋务运动实践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仍然没有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 甲午以后,国家更加开放,国运却日趋不昌。在此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更深了一层。先是康梁派积极鼓吹君主立宪,仿效日本以图国家振兴,接着便是革命派的兴起和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随后又出现了新文化运动和科玄论战。从甲午海战到二次抗日这一时期,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心态是复杂的。康梁早期积极向西方学习,但后来却“反反复复”,康有为落得了一个保守的罪名,梁启超经过对西方的考察,也认为“在中国万万不可走由革命而民主的道路”。④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自动摒弃了(生物)进化论之必然性所带来的悲观情绪,反而有意激发中国人积极竞争以图存。孙中山毕生致力于革命,以图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但却也看到了西方制度的缺陷,提出了民生主义,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胡适、丁文江等虽坚持“全盘西化”,但那也不过是矫枉过正的权宜之计,最终目标还是为了取长补短、中西和合。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的一支。它虽然很早就传入了中国,但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则和俄国的十月革命不无关系。而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过是俄式的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的成功鼓舞了中国人,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共产党则直接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很长时期内都直接听命于莫斯
抗战期间,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造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武装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还在抗战胜利后战胜了国民党,建立了人民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成功似乎并不是外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成功,而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媒介调动了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这种“调动”,在特殊情况下固然可以实现“万众一心、天下大治”,但一旦外在的压力消失,就会出现“天下大乱”。因此,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因素远远多于外来(西方)因素。
面对西方文化,以上几种心态不尽一致,但其共有的“中国个性”无疑是一致的。首先,这些人有意无意地扮演了传统士大夫的角色,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二人”的思维模式,只不过从单一的“个人对个人”变成了“个人对国家”,而这也是传统士大夫的责任所在。其次,这些心态是功利的——为了“保国、保种、保教”——这种“现实主义”同样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人向西方学习,从来没有超出“狭隘”的“器物观”。中国人学习西方,不是为了像修习中国文化那样身体力行,进而把这一文化扩展至“人”的整个生活,而是为了“救国救民”。第三,在危急存亡关头,传统道德因子得到了最大限度发挥,以“人”为本的文化传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民族危亡的形势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担当感,也逐渐激发了全体人民的担当感。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对西方文化的“器物”定位,也体现了传统文化中“事在人为”式的对人之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我们依然宣称这是一场“自主”意义上的改革。 对当下中国社会几个流行现象的文化分析
历史不能凭空创造,当下的人必须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毫无疑问,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无论这个转型朝向哪里,以下几个现象都值得注意。因为,这些现象都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是唯“物”主义盛行。自古以来,无神论就在中国文化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以降,定马克思主义于一尊,唯物主义也因之成了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意识形态。改革放开后唯物主义更是从理论走向实践,几乎渗透到人的生活之方方面面,整个社会处处都充满了唯“物”主义和唯“利”是图的气息。这一现象就像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描写的昔日之香港,“所发展了的是中国的‘身的文化’”。⑤如果说,在改革伊始物质生活比较贫乏的情况下,人们为了填饱肚子而不得不把精力专注于“物”,那么在改革3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物质至上”似乎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事实上,这种倾向在少男少女的谈婚论嫁中表现尤为明显。女方在嫁人时,大多希望男方能“一步到现代化之位”,有房有车有好的工作(这意味着“一辈子的保障”),而对自己嫁过去后的大半辈子都做了“消极的假设”。对此,男方也愿意甚至集两三代人之力“照办”。姑且不说这里面有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但他们为儿孙的婚事如此考虑和付出,实际上已经窒息了自己的精神生活。 二是人的个性得到部分解放。改革开放就是要打破大锅饭、造平均主义的反。因此,改革以后个人就从以前的集体生活中解放了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自己的生活了。于是中国就出现了第一个个体户、第一个乡镇企业、第一个成人用品店、第一个个人化妆间、第一张股票、第一架私人飞机,等等。这一系列新事物的出现,一方面是人性回归之必然。一旦束缚人性的枷锁有所松动,在本能的驱使下,人就会自动发展自身的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