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学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方栓喜
转轨经济学是伴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世界计划经济的消解、市场经济逐步形成这一过程而发展起来的一门经济学科。而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中国和越南等国家采取了渐进式的转轨模式，而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模式。对这两种模式的研究可以为转轨经济学提供基本素材和理论实证分析的依据。
■ 现实中两种基本转轨模式的简单描述：理论分析所针对的现实对象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标本模式的计划经济模式在苏联形成，随后被14个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者，政府以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中央计划的信息信号是数量，动员手段是行政指令。这种体制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起过迅速汇聚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国家重点目标实现的历史作用。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其弊端逐步显露，经济缺乏活力，效率低下，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经济绩效明显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各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均开始了经济转轨的探索。目前，处于转轨进程中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由原来的9国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27国)以及中国、越南等欧亚国家。从转轨的实际进程看，各个转轨国家都已经明确了转轨性质，就是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从转轨的路径选择划分，转轨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的渐进式转轨和以俄罗斯和东欧多数国家为代表的激进式转轨。
渐进式转轨一般具有如下特征：
1、在转轨过程中力求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而且，稳定和发展本身也被列为转轨的基本目标和检验标准。以中国的经济转轨来看，一开始并没有明确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而是以“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为改革初期的基本口号。在改革过程中也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命题，这就是说，转轨要充分考虑稳定这个约束条件。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也提出了“三个有利于”，即改革要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检验改革的基本标准。
2、转轨并不一步到位，而是通过设置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来，使改革最终指向市场经济体制。比如中国和越南都有价格双轨制这个制度安排，在放开价格的过程中，在保留计划价格的同时，允许出现市场价格。最终实现双轨合一，主要由市场生成价格。
3、采取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并重的改革战略，在特定时期，增量改革往往比存量改革更重要。比如中国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最初对计划经济的突破，然后在城市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属于存量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在转轨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停止过。而与此同时，开始逐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的发展，这是属于增量改革。在存量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注重发展增量经济，这是渐进式转轨能够确保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重要前提。
4、改革采取先经济、后社会、再政治的路径。无论是中国还是越南，在转轨过程中均明确了是在社会主义的基本框架下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调整的幅度很小，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上。在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之后，社会结构出现了分化，然后才考虑启动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能够保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
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一般采取了激进式的转轨，也被称为“休克疗法”。 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有人译为“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7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激进式转轨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1、转轨以新体制的形成为基本目标，不一定兼顾暂时的经济增长绩效。从1990年到1994年，采取激进式转轨的国家经济普遍出现了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区域性大萧条。它们普遍经历着破坏较大的“阵痛期”，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生产下降50%，独联体另一些国家下降更多，东欧国家下降18—20%。1994年，俄罗斯60%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于1989年。据欧盟1995年3月调查，东欧、独联体27个转轨国家中，只有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4国人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改善。
2、经济转轨过程包括宪政转轨，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转轨是几乎是平行推进的。激进式的转轨理论认为，经济转轨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而且都是质变，“人不能分两步跨越一个峡谷”，制度变迁需要在短期内迅速完成。否则，旧体制会形成新体制形成的巨大阻力，使得转轨变得遥遥无期。
3、经济转轨初期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政策并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应邀为俄罗斯转轨开出了
“药方”，即“休克式”经济转轨战略，具体包括以下四方面的内容：第一，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的价格体制，停止价格控制，消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进出口贸易更加自由化。第二，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第三，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第四，保持价格稳定性，实施紧缩的货币财政政策，消减赤字，平衡预算。后来，他又将此战略概括为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并认为这是原苏联及其它东欧国家转轨的“三大支柱”。
4、由于激进式转轨着眼于长期绩效，因此伴随着短期的经济社会混乱，甚至是退步。与渐进式转轨相比，短期内的收益不明显，经济社会风险比较大。在经济衰退的同时，如俄罗斯还出现了“黑手党”等组织，出现了少数人一夜暴富和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等不平等现象。
■ 转轨经济学所要回答的问题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伴随着转轨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关于经济转轨的解释可以运用不同的理论，但是作为一门学科，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体系。在研究对象上，由于转轨经济学必须借助许多经济学科的知识来解释一些转轨现象，往往会与其它学科混淆。因此，区分转轨经济学与其它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会有助于准确理解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转轨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虽然许多转轨国家都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主体，也有一些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这对转轨过程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有时候也需要运用发展经济学的某些概念来说明，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并非转轨国家。转轨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中央计划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的问题，而发展经济学可以包含这一过程，也可以不包含这一过程。
2、转轨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转轨经济学往往也从西方经济学中汲取营养。比如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概念，帕累托最优等概念，以及静态分析，比较静态分析、动态分析等范式。但是西方经济学本身并不能给出转轨经济学的理论结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学问，而转轨经济学是研究从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到另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的学问。
3、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经济过程中各种制度的价值，不同制度绩效的对比，以及制度变迁的基本理论。这些问题都是转轨经济学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转轨经济学不同于制度经济学之处就在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的制度变迁，就是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制度变迁。而制度经济学可以包含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所有的制度变迁。因此，转轨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相比，研究对象更加具体，二者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印证。
从以上比较中可以看出，转轨经济学只有把自己严格界定为研究从中央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这一过程，才可以将自身与其它经济学科区分开来，从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从这一思路出发，转轨经济学应当能够回答如下几个基本问题。
1、经济转轨的起点是什么，终点是什么？为什么作出这种选择？在这一问题上，有一些共识，比如经济体制的改变，都认为应当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但是也有很大的分歧，比如宪政转轨是不是经济转轨的必要条件或者必然结果。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不然的话，研究对象很难统一。
2、经济转轨为什么会选取不同的模式，不同模式的利弊如何，不同模式的规律有什么不同？无论是激进式改革还是渐进式改革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也都与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紧密相连。但是不同模式对经济政策的选取和转轨路径的选择具有很大的区别，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应有的解释。
3、经济转轨的基本动力是什么？转轨过程必然伴随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这些利益群体对经济转轨有不同的预期，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会采取支持转轨或者反对转轨的态度，因此最终影响转轨的态势和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从利益结构变化出发，给出转轨过程中基本动力的动态分析。
4、转轨过程中有那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为什么要采取这些中间阶段的制度安排？即便是激进式的转轨，也不能一次达到理想中的制度形式，也需要采取许多中间目标，以便能够过渡到最终目标。这些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往往会是转轨取得成功的关键，转轨经济学必须给出自己的解释。
5、新体制的生成与旧体制消解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新体制的生成往往具有不稳定性，许多时候旧体制的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这时候有一个新旧体制的竞争问题，在什么样情况下，新体制可以占上风，这些问题应当是转轨经济学必须关注的问题。
6、经济转轨与经济结构变动和经济绩效、社会发展、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不同的转轨过程中，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的态势不同，对文化的影响也不同。而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反过来也会影响转轨的实际进程。转轨经济学必须能够揭示这些规律。
当然，经济转轨过程与整个社会的所有因素都有联系，转轨经济学应当为所有的因素留下分析的空间，要建立一个能够容纳新变量的开放式体系。
■ 转轨现实与不同转轨模式的理论概括
转轨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为其研究对象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使得理论不断地得到修正，以便能够增强理论的解释力。从转轨经济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有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三个范式可以作为理论分析的参照系。
1、华盛顿共识
20世纪80年代，绝大多数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10余年的通货膨胀暴涨、债务危机爆发的经济困难。1989年，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写了《华盛顿共识》，系统地提出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各项主张，包括实行紧缩政策防止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统一汇率、取消对外资自由流动的各种障碍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银行的支持。
斯蒂格利茨也对“华盛顿共识”做出界定，他认为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稳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及基于对自由市场的坚定信念并旨在削弱甚至最小化政府角色的一系列政策。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基本上也构成了俄罗斯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主要理论依据。“华盛顿共识”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后来人们将这些观点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宣言”。随着全球化的畅行，“华盛顿共识”曾经一度深入人心，对经济转轨形成广泛的影响。
2、“后华盛顿共识”
由于华盛顿共识本身是在经济转轨早期形成的，这种理论必然会伴随着转轨实践进程来修正和完善自己。尤其是激进式的转轨在转轨初期出现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这种理论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各方的质疑。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后华盛顿共识”（Post Washington Consensus）将华盛顿共识的失败之处一一揭示出来。认为“华盛顿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认识严重失误，且把目光局限在过于狭隘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过于狭隘的工具上。例如，当技术不断进步时，市场并不能自发的实现效率；这个动态过程恰恰是发展的关键问题；并且这个动态过程中存在重大的外部性问题，而正是这外部性赋予了政府重大的角色。成功的东亚国家公认了这一角色，而华盛顿共识则没有。
3、北京共识
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北京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于2004年5月发表乔舒亚·库珀·拉莫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适于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乔舒亚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他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中国的新理念正在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对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找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国际秩序的同时又真正保持独立和保护自己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出路的国家来讲，中国提供了新路。“北京共识”还包括许多非经济思想，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北京共识”取代了人们已广泛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
在拉莫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一些落后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拉莫对于“中国经验”的概括未必准确，其“北京共识”也未必能够得到人们共识，在今后的探讨中存在着极大的被替换或补充的可能。但是，拉莫所创立的“北京共识”一词却有很大的可能存续下来，并被不断地热烈讨论，日益成熟和完善，成为全球既不认同计划经济，又不接受“华盛顿共识”，而是试图探索“第三条道路”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一面思想旗帜。
4、对三种转轨共识的基本评价
无论是“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都是对特定转轨过程的认识，也基于不同经济学流派的基本信仰和发展。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更加赞同渐进式改革，而对激进式改革的呼声逐步消失。理论上开始出现一边倒的倾向，这种情况并非冷静和理智的态度。俄罗斯和东欧很难学习中国，而中国也很难学习俄罗斯和东欧，关键问题是转轨最初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而且，关于激进式和渐进式转轨的优劣，在短短20多年，还并不能够全面地揭示出来。但是有一点可以明确，就是转轨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化的理性设计往往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因为转轨过程中的变量非常多，相当多的变量并不能够人为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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