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是士子跻身官场的主要阶梯。它自隋开皇年间创立，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废止，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余年。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它在不同阶段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早期的科举制度对于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促进封建社会向前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明清时期，采用八股取士的考试形式，使科举制度成为反对社会改革，抵制进步思想，阻碍社会发展的一种工具。八股文虽然内容空洞、形式僵化，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用八股文取士也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原因。总之，我们对科举选官和八股取士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应该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明其得失。
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汉代的“贤良方正”到唐朝的“诗赋取士”，其实质是以科举考试制度代替了推举选拔制度，这在历史的发展上无疑是进步的。
1．科举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
汉代以郡国察举与朝廷征辟为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东汉以来，崇儒成风，因而产生一些累世经学之家。汉代的察举与征辟，大多以通过经学为上选，累世经学之家常常产生累世公卿。他们在社会上备受尊敬并有特殊地位，此即所谓世族。东汉中期以后，察举与征辟渐渐注重门第而不注重真才识学，仕途渐为少数巨族子弟所独占。这种情况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选官制时，变得更加厉害。九品中正制本在慎选人才，但实行的结果，流弊很大。两晋的政权，基本上就是世族政权，中正官几乎全被盘踞在朝廷的世族官僚所攫取。他们所推举的又都是权门子弟，寒门子弟虽有高才异行，也难获高品，这样寒门出身的人就很难跻身上流社会。世族与庶族的界限渐著，结果形成两晋南北朝时代的门阀。由于中正品第人物的标准不是德才贤愚而是家世门第，“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于是，九品中正制成为扩大世族势力，巩固门阀制度的工具。
门阀制度确立后，世族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拥有特殊的权力，非寒门所能企及。在政治方面，世族占据清要显职，这类官职，位高而事不烦。世族的门第越高，所任的官职也越清要，各有定品，不可逾越。在社会方面，世族有崇高的地位，世族本身也因门第高低不同而等级分明。寒门虽也有居高位、握重权的，但在社会上的地位永远不能和世族相比，其门第也永远无法上升。在经济方面，世族都拥有大量的土地，经济力量特别强大。有的大姓世族，凭借其政治势力，任意封山占泽，据有广漠的庄园，蓄养众多的庄客，为他们经营各种产业。
南北朝时期，世族地主势力日益下降，而庶族地主势力则日益上升。北方的著姓大族在遭受一连串打击之后，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时期，已经羽败翼垂；而汉化的鲜卑贵族和鲜卑化的汉族寒门地主则虎啸鹰扬。在南方，世族子弟神昏体羸，畏苦惧死；而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则恣其所欲，展其所能，很快发迹起来。在世族、庶族两种势力彼此消长的社会大变动中，寒门庶族千方百计挤入世族行列，而代表庶族地主利益的最高统治者又通过考试手段，以抬高庶族，压制世族，使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越来越多。南朝宋齐两代均采用过考试的办法选拔官吏，北周武帝宇文邕则采取“不限资荫，唯在得人”的选举政策，而“罢门资之制”（《周书·苏绰传》）。这些改革已经为九品中正制奏起了送葬曲。到了隋朝，由于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人数比世族地主多得多的庶族地主，经济力量日益强大，更迫切地要求掌握政治权利。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随之激化。而世家大族操纵地方政权，独霸一方的局面，在当时已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了。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文帝便把选官的权力收归中央，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
2．科举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一般说来，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选拔官吏时比较彻底地否定了门第出身，为下层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道路。当时，许多寒士通过科举进入各级官府，以后便形成一支与门阀势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历史上称这批人为“清流”。“清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为封建政权注入一批新鲜血液，缓和了社会矛盾，减轻了吏治腐败。
唐、宋两代有不少著名的历史人物，原来都出身于下层社会。他们正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乃至于迁任中央要职，从而使他们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治国才能得以施展。例如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年轻时家境贫寒，由于他发愤读书，终于考中进士，官至宰相。他在任上推行“庆历新政”，对北宋的政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再如欧阳修，他年幼丧父，“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宋史·欧阳修传》）。后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最终成为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封建社会，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就唐朝而言，两千多名诗人中，除李白、杜甫外，其他如陈子昂、王维、白居易、刘禹锡、李贺、杜牧、李商隐等大多数诗人，都是进士出身。宋朝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等著名人物，也都是通过科举而步入仕途，从而为国家和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尤其是文天祥，他还是南宋末年的状元。
如此看来，科举制度在历史上确曾有过积极的作用。因为，不管怎么说，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毕竟有它的公正性。何况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还有一整套严格的程序和客观的标准。钱穆曾说：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之下，中国行政官吏的选拔早已通过科举制度而建立了客观而公开的标准，既非任何一个特权阶级（如贵族或富人）所能把持，也不是皇帝所能任意指派的。韦伯也认为近代西方各国官僚制度的建立最初与民主的发展有平行的现象。由于行政官吏的任用采取了客观的标准，因而打破了贵族的垄断和私人的关系，结果是被统治的人民在政体面前平等化了。这种政体本身不必即是民主的，甚至依然是专制的，但这一发展还是向民主走近了一步，所以他称之为“消极的民主化”（passive democratization）。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所举的史例主要都是近代西方的，而其中却包括了中国的科举任官制在内。不但如此，他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制度至少在理论上更为严格。[1] 所以罗素认为，中国传统文明的三大特征之一，就是通过科举取士充任政府官员而不是实行贵族世袭制度。他说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很多好处，它使不公正的贵族制度在中国及早消亡，使世俗文化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中心，使学问和学者受到广泛的尊重。但是，罗素也指出，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国定型之后所形成的独尊几部古书的陈腐风气，注重八股文章的形式主义，完全窒息了应试者的闯造性。
罗素所指出的科举制度的弊端，在明清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已经进入后期的衰落阶段。这时的科举制度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旧的封建秩序，抵制社会进步发展的一种工具，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统治者利用科举考试宣扬腐朽的封建礼教，压制、贬抑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时的科举制度，只能引导读书人成为追求功名的迂腐的书呆子，难以造就出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才来。考察明清两代的历史，就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科举出身的著名人物越来越少。当时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不是未曾涉足科场，就是科举屡试不第。前者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后者如吴承恩、蒲松龄、吴敬梓等。至于清朝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虽然也走进了科场，并考取了进士、举人，但他们都是反科举之道而行之，是批判科举残害人才的代表人物。总之，明清时期科举制度本身已经失去了量才取士的真谛，成为公正合理的选官途中的绊脚石。这种局限性最突出的是采用了八股取士的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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