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
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
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扩展资料：
原文：
击鼓
【作者】佚名 【朝代】先秦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译文：
击鼓的声音震响（耳旁），兵将奋勇操练。（人们）留在国内筑漕城，只有我向南方行去。跟随孙子仲，平定陈、宋（两国）。不允许我回家，（使我）忧心忡忡。于是人在哪里？于是马跑失在哪里？到哪里去寻找它？在山间林下。
生死聚散，我曾经对你说（过）。拉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唉，太久。让我无法（与你）相会。唉，太遥远，让我的誓言不能履行。
创作背景
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鲁隐公四年（公元前719年），卫国公子州吁（前人亦称“卫州吁”）联合宋、陈、蔡三国伐郑。另一种是清代姚际恒认为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而被晋所伐之事。今人多以为姚说较为合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解析>
战鼓擂得震天响，士兵踊跃练武忙。有的修路筑城墙，我独从军到南方。
跟随统领孙子仲，联合盟国陈与宋。不愿让我回卫国，致使我心忧忡忡。
何处可歇何处停？跑了战马何处寻？一路追踪何处找？不料它已入森林。
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誓言。让我握住你的手，同生共死上战场。
可叹相距太遥远，没有缘分重相见。可叹分别太长久，无法坚定守誓言。
<赏析>
“怨”是《邶风·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这首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结构上，它基本按时间顺序，写出一个被迫南征的兵士在出征前、出征时和出征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其中又插人回忆，形成往事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结构上形成顿宕。同时，在叙事之中又间以抒情，在情感上又形成波澜。尤其是最后一层，完全是直抒其情并皆以“兮”字结尾，仿佛一个涕流满面的征夫在异乡的土地上，对着苍天大声呼喊，对着远方的亲人诉说着内心的思恋和苦痛。
<ps>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慎用于爱情表白！对方欲赴战场，生死难测，依依不舍，故有此语。是面对未知的或是欲来的危险的伤心悲情之表达。
本诗五章，可分为四部分，大意是征战——丧马——思人——反战这样一个序列。
击鼓而战，鸣金而收。不管是击鼓还是鸣金，都意味着死亡。进攻被抵抗，撤退被追击，枪剑无眼，“不光你想着和你老婆偕老，敌人也想着和他老婆偕老哇！”“一将成名万骨枯”，当官的就是知道在后面击鼓，你他妈的上前面来试试！吴起、白起，哪个是在前线死的？你们游说君王，发动战争，称臣封侯，还不都拿我们当炮灰？你们是和谐了，我们和和谁去呀？马死了、媳妇改嫁了，不怨你怨谁？
这是一个普通士兵的控诉吗？
似乎不是。几点证据。
1、我独南行。一个人？去做什么？下句解释了，这是打完一次胜仗以后的再次军事安排，这是一位将领，一位打胜仗的、“有用”的将军，因为“平陈与宋”胜了，所以“孙子仲”邀请他再去攻城略地，续图霸业。从战争的规模讲，平陈国与宋国，是一场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平”了，就是服了，从战争的规模、结果来看，不是战斗，至少是让其缔结城下之盟的战争，因为已经站在“土国城漕”的高度了，本来说好了借来打一仗就完了，谁知道越打越上瘾，要南征，打败仗的、番号取消，回国请罪；打胜仗的，组织上安排继续革命，就要面对魏楚了，陈宋是小国，战争规模小，危险系数小，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魏楚是强国，战争很难打，危险系数大。
2、爰丧其马。前面的战争并未“不战而屈人之兵”，马死了，离人死，也就不远了。所以要安排后事，不能不想一想了。这一想不要紧，千古名句诞生了。说时迟那时快，将军口述，文书记录，“如果我死了，把我的绿背心送给夫人，以作留念，悲夫！”（当然，如果真的是将军，估计考证可以考出来，也算知名将领了，如果考出来，那就太好了，又增加了真实感染力）
这四句，都被引用，但由于前两句的词语后来逐渐被废弃，所以只有后两句被长期引用，作为表达夫妻感情的名句。说这样的渴望似乎很平淡，但是了解了出处以后，才真正理解，小小的一个人动作，平凡的一个愿望，（这就不是离婚不离婚可以涵盖的）在处于战争中的人来说，是多么的奢侈、急迫。
3、从通篇的用词、谋篇、视角、情节来看，此公不是普通士兵，就像《卷耳》中的征夫不是普通士兵一样，“我马玄黄”，是“金罍将军”，在那个时代，士兵从农民产生，将军从贵族选拔，只有受过贵族诗书教育的人，才有这样的机遇、这样的辞章。
这是一篇典型的战争诗。诗人以袒露自身与主流意识的背离，宣泄自己对战争的抵触情绪。作品在对人类战争本相的透视中，呼唤的是对个体生命具体存在的尊重和生活细节幸福的获得。这种来自心灵深处真实而朴素的歌唱，是对人之存在的最具人文关 怀的阐释，是先民们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树立起的一座人性高标。
《毛诗序》云：“《击鼓》，怨州吁也。”郑笺以《左传·隐公四年》州吁伐郑之事实之。姚际恒《诗经通论》以为“与经不合者六”，此实乃《春秋·宣公十二年》“宋师伐陈，卫人救陈”之事，在卫穆公时。今以为姚说较《毛序》为合理，姑从姚氏。
第一章总言卫人救陈，平陈宋之难，叙卫人之怨。结云“我独南行”者，诗本以抒写个人愤懑为主，这是全诗的线索。诗的第三句言“土国城漕”者，《鄘风·定之方中》毛诗序云：“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居漕邑，齐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文公营楚丘，这就是诗所谓“土国”，到了穆公，又为漕邑筑城，故诗又曰“城漕”。“土国城漕”虽然也是劳役，犹在国境以内，南行救陈，其艰苦就更甚了。
第二章“从孙子仲，平陈与宋”，承“我独南行”为说。假使南行不久即返，犹之可也。诗之末两句云“不我以归，忧心有忡”，叙事更向前推进，如芭蕉剥心，使人酸鼻。
第三章写安家失马，似乎是题外插曲，其实文心最细。《庄子》说：“犹系马而驰也。”好马是不受羁束、爱驰骋的；征人是不愿久役、想归家的。这个细节，真写得映带人情。毛传解释一二句为：“有不还者，有亡其马者。”把“爰”解释为“或”，作为代词，则两句通叙营中他人。其实全诗皆抒诗人一己之情，所以四、五两章文情哀苦，更为动人。
第四章“死生契阔”，毛传以“契阔”为“勤苦”是错误的。黄生《义府》以为“契，合也；阔，离也；与死生对言”是正确的。至于如何解释全章诗义。四句为了把叶韵变成从AABB式，次序有颠倒，前人却未尝言及。今按此章的原意，次序应该是：
执子之手，与子成说；死生契阔，与子偕老。
这样诗的韵脚，就成为ABBA式了。本来“死生契阔，与子偕老”，是“成说”的内容，是分手时的信誓。诗为了以“阔”与“说”叶韵，“手”与“老”叶韵，韵脚更为紧凑，诗情更为激烈，所以作者把语句改为这一次序。
第五章“于嗟阔兮”的“阔”，就是上章“契阔”的“阔”。“不我活兮”的“活”，应该是上章“契阔”的“契”。所以“活”是“佸”的假借，“佸，会也。”“于嗟洵兮”的“洵”，应该是“远”的假借，所以指的是“契阔”的“阔”。“不我信兮”的“信”，应该是“信誓旦旦”的“信誓”，承上章“成说”而言的。两章互相紧扣，一丝不漏。
“怨”是《击鼓》一诗的总体格调与思想倾向。从正面言，诗人怨战争的降临，怨征役无归期，怨战争中与己息息相关的点滴幸福的缺失，甚至整个生命的丢失。从反面言，诗作在个体心理，行为与集 体要求的不断背离中，在个体生命存在与国家战事的不断抗衡中，在小我的真实幸福对战争的残酷的不断颠覆中，流显出一份从心底而来的厌战情绪。这一腔激烈的厌战之言，要争取的是对个体生命存在的尊重，是生活细节中的切实幸福。
全诗如下：
《击鼓》
先秦：佚名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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