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产生于美国，是当时的文化、政治、经济与技术等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其一，就文化条件而言，经历了由"理性"向"人性"的转变。尊重人性的、尊重个人感情和尊严的，人文的，开放的文化，正是公共关系得以滋生及成长的土壤。其二，就政治条件而言，民主政治取代了专制政治。虽然
资本主义政治民主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促使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为公共关系产生和发展又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其三，就经济条件而言，
市场经济取代了
自然经济，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公共关系观念和实务的发展。这是公共关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最后，就技术条件而言，大众传播超越了个体传播。随着科学的发展，各种大众传媒的迅速而广泛的发展，"
地球村"的出现，为人们进行大规模的交往提供了可能性，并为公共关系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技术与方法。正是由于本世纪初人性文化的勃兴，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市场经济的发达和大众传播技术的日趋普及与提高等诸方面因素的滋生与促成，才使公共关系学这门崭新的科学脱颖而出。
反观中国古代社会，情形恰好相反， 1840 年以前的中国社会，个体
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并不被人们所重视；宗法观念和关系仍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人性文化和"人性化的
管理方法"在中国没有产生的土壤。有的只是"君权神（天）授"。"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的观念。专制政治是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特点，所谓"朕即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封建社会的"民本"思想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民主浪潮有着天壤之别。在资本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社会中，其生产组织方式是以一家一户为基本单元，一村一乡为活动界限，其社会联系其实是一种以家庭村落为支点的血缘、人缘、地缘关系。这种狭隘、固定、封闭的经济社会，落后的经济活动方式只能产生落后的传播沟通手段。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中国古代尚不具备产生公共关系的四个基本条件，因而在中国古代只有类似于现代的公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