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去世后，商鞅被处以车裂酷刑，族人也被诛杀。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竟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以刖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 “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 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 新法为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 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 刑虐”。据刘歆说，商鞅“一日临渭而论（编者注:处决）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无论是对政见不同者，还是对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处 都有一种战而胜之的意识。他的刻薄少恩，正是与这种“战胜”意识，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商鞅为人为政的刻薄少恩，与他的极端功利主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 种理论太玄，跟秦孝公讲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一派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 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秦孝公前两次召见商鞅，听得都很厌烦，责备景监竟推荐这样的“妄人”；景监也因此对 商鞅颇有怨言。但是，第三次接见，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一连谈了好几天。后来，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 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显然，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一个“钻”字， 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历史上都说商鞅是法家。其实，当初如果秦孝公喜欢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儒家人物了；只不过他思想深处的那种战胜意识、功利主义和刻薄少恩的品性，还是会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不仅没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刻薄少恩到无所不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 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竟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卬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卬，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 子卬，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彻侯），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 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在为政上，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 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这些制度，是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 君主权力。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使国家富强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建立的这种奖励军功的制度，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极端功利主义。荀子指出，秦国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获利。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创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斩获敌人首级越 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 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队作战特别勇敢；却也特别残忍。据谯周说，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掳获了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败坏了秦地的风气有人以秦国“与戎狄同俗”，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 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还颇有些仁义古风。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谓秦人有“虎狼之心”，其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据司马迁讲，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在秦国国都的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门。“一金”在当时或重二十两，值一万钱，“十金”就是十万钱。但是，秦国民风朴厚，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敢上前冒这个险。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 金”。如此重赏之下，终于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市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这件事，司马迁说是商鞅要为自己立信。但这样的“立信”，其更 深刻的含义，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严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谨小慎微，惟恐触犯法禁；而商鞅的严刑峻法，还往往具有鼓励人们胆大妄为的作用。如秦国的军队敢于将掳获的老弱妇女砍了头 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励。又如什伍连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一条，也分明是在助长诬告之风。按商鞅的理论:“刑用于将 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什么是“将过”？就是犯罪行为尚未实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尚未实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对他用刑。同理，“赏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式推断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赏赐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长诬告之风呢？而对 不告奸者的“腰斩”重刑，也足以迫使胆小之人，因无端怀疑而斗胆诬告他人！一国的律令，即便仅止于以助长军人冒功、邻里诬告为能事，也难免使无耻而胆大妄为之徒充斥天下！“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养成的秦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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