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人民文学》第二期刊登了茹志鹃的短篇小说《剪辑错了
的故事》，以这篇作品为标志，中国文学领域在1979年至1981间形成了一股以小说为主体的“反思文学”思潮，而“归来者”们的创作是其中最主要、最瞩目的。
“归来者”是有特定所指的，它主要是指50年代开始走上文坛的一批作家，他们有着差不多相似的经历:具有一定的“革命资历”，这使他们年轻的履历变得十分耀眼，曾经是踌躇满志的一代文学新人。由于他们身
上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已经承受的历史负担，因而50年代初期文艺界
频繁的思想斗争并没有给他们的精神投下多大的阴影，相反，在“百
家争鸣，百花齐放”文艺方针鼓舞下，他们以文坛上的新一代主人的
身份和热情，携着他们对现实积极干预的处女作走上了文坛，但在1957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斗争”风暴中，他们的热情和思想锋芒受到了残酷的摧折，他们的作品都受到了严厉批判，作者本人则被打入社会的底层，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磨难，1978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为1957年错划的“右派分子”平反，使这批作者终于恢复了政治权利，50年代遭到批判的作品重新被肯定。1979年初，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这批作家的作品选集《重放的鲜花》，这便成为他们重返文坛的标志，
与“伤痕文学”相比，“反思文学”具有较为深邃历史的纵深感
和较大的思想容量，揭露和批判极左路线、反对官僚主义，揭示社会
和历史悲剧，呈现和剖析悲剧人物的命运遭际，刻画悲剧人物性格是
它们共同具有鲜明特色，这种揭露性的内容和思想特色也成为反思作
品吸引读者的最主要的因素。但也因为这批作家的理性主义色彩，他
们相应地失去了“伤痕文学”那种刻骨铭心的忏悔与绝望，在某种程
度上回避了揭露“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实质，他们“反思”的历史
范围也局限在一定的政策之下，而且大多数是以苦尽甘来的“大团圆”
为结局。所以，从“伤痕”到“反思”，反映了“文革”后文学与现
实环境的第一场冲突龃龉以及随机转形。
“反思”作品的一个共同艺术特征是突现故事的政治背景和故事
情节。“反思文学”将几十年历史真相昭示予人，整合出一部政治运
动迫害知识分子的历史，传递出前所未有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复杂
信息，加强了对历史与现实的尖锐的批判意义。其中的大量作品描绘
了一幅幅好人落难，坏人当道，君子不遇，小人得志的世相图，并以
启蒙式的话语突出了极左政治路线与传统封建思想如何合二为一地造
成社会和人的深刻异化，赞美了不屈不挠的人性力量和知识分子的执
着信仰。几十年悲剧何其多，而如今黑暗终于散去，苦难终于结束，
“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心理在这批作家的
每一篇“反思”作品中都有体现，而不管前面对历史灾难的叙述有多
么的压抑。
面对劫难的反思有两种不尽相同的叙事立场。较为普遍的是将个
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
的普遍的启蒙意义。如王蒙的《布礼》、《蝴蝶》，张贤亮的《灵与
肉》、《土牢情话》、《绿化树》，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张一
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等，另一种叙事方式是有意无意地从民
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
剧现象。如茹志鹃的《剪接错了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
方之的《内奸》古华的《芙蓉镇》等
参考资料：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