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一统帝国来说，巩固和治理辽阔的边疆，最大的困难首先在于边疆各地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有着重大差异。因为，自然环境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方式的不同，必然造成汉族与各边疆少数民族产业上的不同，并导致各自生活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正如《礼记·王制》所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所谓“不火食”，即不吃熟食，按照汉人郑玄“地气暖不为病”的解释，显然是南方湿热之地的自然采集生活，“不粒食”即不食五谷，属北方寒冷地区以狩猎畜牧为主的经济生活。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注意到了边疆各民族经济方式的差异，并专门列了五篇民族史传记，其中的《匈奴列传》在叙述匈奴畜牧狩猎生活和与军事相结合的特点之外，还对其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文化水平等予以特别注意。在《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又依据生产方式等的不同，将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区分为几个不同的类型。可见，边疆各地与中原在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农业经济的推进，实为巩固边疆的关键。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也的确是以农业经济的推进为前导和基础来巩固和安定边疆的。从先秦时期开始，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生产方式逐渐分化，其中的华夏族，也就是汉族的前身，因为居住地区土质和气候比较适合原始农业发展，开拓容易，所以最早由狩猎和采集文化发展到农耕文化，遂不断向适于农耕的地区发展，攘却以游牧渔猎为主要经济方式和生产方式的部落。大致从战国中后期以后，中原从农主牧副、兼营林渔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的农耕格局，农耕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而“四夷”则“逐草随畜，射猎为生”。在两种经济类型的竞争中，农耕文化因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和适应能力而居于主动，占有优势，以畜牧为主业的部族遂不断向周边地区如西北和北方退却，于是，农耕文化与畜牧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明显隔离。
但在“华夷”对举的格局中，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向广阔的边疆地区推进农业并不是没有限度的。由于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各地的经济形态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班固就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而且，中原农业文明在向边疆各地推进的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在适合农耕经济的地带如南方、东北、西北的绿洲地区以及北方的农牧结合地带，农业经济因更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更能满足比较稠密而且日益增加的人口的需要，所以推进起来就比较容易，华夏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如从楚国庄土乔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元明清各朝，随着兵锋南指，甚至不须使用武力，即可席卷南方，顷而底定，农业经济向南方的推进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同时，伴随着汉末动乱、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唐末纷争、五代十国、以及靖康南渡，数次大规模向南方移民，农业经济从黄河流域向长江、珠江流域推进，除部分深山僻谷以外，先秦时的“南蛮”、“西戎”基本上融人华夏而不复存在。从另一方面讲，游牧民族之入主中原，到了适于农业的中原，也往往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放弃原来游牧的经济方式，转而采用具有更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济方式，久而久之就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如秦汉以后，因为中原战乱，游牧民族凭借强大的武力，曾数度大举内迁，甚至入主中原。一些游牧民族的统治者顽固保持游牧固习，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地以为牧也”。因而在以黄河中下游为代表的中原地区推行游牧的或以牧为主的生产方式，结果都没有获得成功。其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长期处于战乱之下，人口锐减，“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游牧民族把大量荒废农田改为牧场，一度实现以牧为主，但一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人口增加。则很快回复到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最后，入主中原者也无一例外地被汉化。历史上，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清朝统治者之不得不废止“圈地为牧”，均是明证。
相比之下，农业经济的向北扩展则比较缓慢。著名的“新月形地带”的广大山地高原属于半农半牧的过渡地带，如果说这些地区以何种经济方式为主，主要取决于胡汉力量强弱对比的话，那么中原王朝向传统农牧分界线以北的地区推进农业的努力，则往往失败。幅员辽阔的边疆，尤其是北方和西方有广阔的草原、沙漠地区，可供游牧民族纵横驰骋，是从事畜牧业的优越生产环境，游牧经济在这些地区还是有其生命力的，所以游牧民族在长城以北地区经营游牧业，是经过自然选择的最合适的生产方式。相反，汉人既不能习惯严寒地带的气候，经营农业生产的效益又十分低，发挥不出农耕经济的优势。即使一些统治者挟军事胜利将中原经济方式一度推行于这些边疆地区，也往往不能持久。迁入这些地区的汉人，不但不能将对方汉化，反而渐染胡风，“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过起游牧生活。历史上秦皇汉武挞伐匈奴、魏武帝征乌桓、唐太宗扫平突厥，虽然是积极防御之举，志不在得其地，但“得其地而不能耕”也是客观制约因素。如秦至西汉攘却匈奴后，在北方和西北边郡移民屯垦，将农耕经济大幅度推进，一直延伸到阴山脚下，使秦长城以南一度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的“河南地”甚至被称为“新秦中”，与关中八百里秦川媲美，但不久就不得不主动撤离。东汉以后，这些地区又复归于游牧。
可见，向边疆地区推行农业经济，不是靠武力所能完成的，以农立国的大一统王朝不得不屈服于“自然法则”，承认农业经济与游牧经济在不同地区并存的客观现实，并对经济形态各异的广大边疆地区，采取因地而异的经营方略。
其次，边疆地区在文化上又有特殊性。一般而言，民族宗教和外来宗教对边疆地区影响力要大一些。如佛教在中原地区历经汉魏至隋唐数百年的中国化，成为封建统治者“神道设教”之工具，而边疆地区因文化落后，大多原原本本地吸收外来宗教，并与原始的迷信结合，反成为与汉文化背离的因素。而民间宗教作为对政府不满情绪的宣泄，在中原地区受到挤压后，也往往向儒家文化传统淡薄的边疆地区寻求活动空间。
此外，边疆地区又往往是汉文化的断层地区或者为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带，离心力与向心力同在。如河西走廊以西之西域就处于各种文明交汇的十字路口，域外文化和游牧文化的近水楼台，使得西域不时游离于中原王朝管辖之外。历史上，西域之库车、焉耆等绿洲地区，印欧文明的影响就一度比较显著，对中原曾时叛时附，这就影响到西域作为中国边疆的稳定，甚而至20世纪40年代仍出现“东土耳其斯坦”的分裂活动。这中间当然有中央政府软弱、实力不振等因素，但西域地处几大文明交汇地的特殊情况，使得中原王朝经营此一地区仅凭武力难以奏效，而必以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的推进为要务。再如北魏隋唐之河北六镇以及“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虽有政治的原因，但作为边疆地区，此地的长期“胡化”也是不容忽视。
可见，广阔的边疆与内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存在的客观差距，使不同的边疆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并使得边疆经营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存在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安全隐患重重，危机不时爆发，离心倾向不时存在，严重影响着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所以，开拓之后如何安定、巩固民族成分复杂、经济形态各异、文化传统不一的广大边疆地区，安边固防，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仍然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也是历代大一统王朝面临的重大现实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