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誉为“全世界
无产阶级战歌”的
《国际歌》，最早是由谁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呢？有说是瞿秋白，有说是萧三，有说是郑振铎与耿济之合译，但是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北塔考证，在这些名流大家之前，还有一位无名小辈———列悲，更早地发表了《国际歌》的全译本。那么，究竟谁才是《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译者呢？
2005年2月，中央编译出版社给我寄来了他们刚刚出版的《寻芳草集》，那是绿原先生最新的随笔集，里面收了《＜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一文。那是老先生写于1999年、最初发表于2000年3月24日
《解放军报》的文章，原来的题目有点耸人听闻，叫《＜国际歌＞译文改动真相》。文中说：“中国传唱的中文歌词是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的，译者不详。”绿原先生是现代中国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过来人和见证者，他应该听说过几位译者的名字，但他说“不详”，应该是有隐曲的吧。这激发了我探讨的兴趣。
瞿秋白说
2005年11月11日的
《中华读书报》登载了焦雨虹的文章《＜多余的话＞：“书生革命者”的困境》。文中说，“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是瞿秋白。此文是书评，评的是陈铁健导读、选编的瞿秋白作品集
《多余的话》。焦的这一论断应该是来自陈铁健。
陈铁健在后来出版的
《瞿秋白传》中说，瞿秋白“是最早将它翻译成中文并附上简谱的”。这算是对“正式”的一简短的解释。周永祥著《瞿秋白年谱新编》做了比较详尽的说明，“当时，《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但是都不合乎唱的要求。他懂乐谱，会弹琴。一边翻译，一边弹唱，苦心斟酌，几经修改，始将《国际歌》歌词成功地译出来。‘
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则照国际惯例保留原音，与乐谱相配。”所谓“正式”指的是瞿译可直接“入乐”。
周永祥又说：瞿秋白是作为《晨报》记者在
莫斯科工作期间着手翻译《国际歌》的。回国后，又根据俄、英、法等文本译出了新词，并在1923年6月15日
《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在歌词前，瞿秋白写有小序，说：“此歌自1870年后已成一切社会党的党歌，如今
俄国采之为‘国歌’，———将来且成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呢。”瞿秋白希望“中国受压迫的劳动平民，也能和世界的无产阶级得以‘同声相应。’”同时发表的是他作词谱曲的
《赤潮曲》，措辞和曲调明显是《国际歌》的模仿，大概他是要以身作则，使中国的《赤潮曲》和世界的《国际歌》“同声相应”。由此可知，瞿秋白翻译《国际歌》的时间应该是在1922和1923年之间。
瞿秋白是入乐的《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个译者，这早已是瞿秋白研究的一个定论。
萧三说
那么，绿原说的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国际歌》中文歌词的译者是否就是瞿秋白呢？未必。还有另外一说。
《中国翻译词典》说：“1923年夏，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的‘萧三’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随后在中国广为传唱的，便是这一版本。”又说：“1939年，萧三在吕骥、
冼星海的帮助下，又按照原文对译词进行了修改。其后，他又多次修改，沿唱至今。”这种说法完全符合绿原所说的三个条件，即：1923年，从俄译文本转译，在中国传唱。绿原说“不详”，可能就是因为他无法肯定这位译者到底是瞿秋白还是萧三。他是实事求是而且谨小慎微的。
2001年6月21日，《中华读书报》上祖振声在其文章《音乐出版与涉外著作权》中说：“瞿秋白翻译的1887年由鲍狄埃作词、狄盖特作曲的《国际歌》，于1923年6月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同年，萧三又根据俄文的《国际歌》歌词转译成中文（陈乔年配歌）……”1923年夏，萧三才在苏联开始翻译，而瞿秋白的译文已经在中国发表了。孰早孰晚，还用说吗？
郑振铎、耿济之说
那么，第一个翻译《国际歌》歌词的到底是谁？
根据上述说法，在瞿秋白之前，“《国际歌》已有三个中文译词”。这三种译本分别出自谁的手笔？它们出现的早晚又顺序如何呢？
据《中国翻译词典》说，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国际歌》开始传入我国。最早的译文刊登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于1920年10月、11月出版的《劳动者》周刊上（6段诗歌，分4次刊完），题目为《劳动歌》，译者署名“列悲”；几乎与此同时，1920年11月，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的《华工旬刊》刊出了题为《劳动国际歌》的译文，译者张逃狱。所以，那三个中文译词中的两个应该出自列悲和张逃狱之手，汉译《劳动歌》的发表时间要略早于汉译《劳动国际歌》。据陈福康考证，准确的日期是1920年10月10日至12月5日，分别是《劳动者》周刊第2、4、5、6期。列悲则是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
那么，另外一人是谁呢？
1997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郑尔康《＜儿童世界＞和郑振铎》一文，文章后面附录一份介绍乃父郑振铎的“小资料”，说，1920年，郑曾经和“耿济之一起最早翻译了《国际歌》歌词”。郑尔康之所以敢用“最早”一词，是因为他清楚，郑振铎和耿济之的翻译是在秋白之前。他在《石榴又红了———回忆我的父亲郑振铎》一书有比较详细的交代：“1920年七八月间，我父亲郑振铎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学生。一天，他和好友———北京俄文专修馆的学生耿济之偶然得到了一本俄文版的题名《赤色的诗歌》的诗集。父亲和耿济之把其中的25首诗都读了一遍，一首首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弦。于是，他俩商量着要把这些诗都翻译出来，并准备发表在他们编辑的《人道》月刊上。其中《第三国际党的颂歌》就是《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文。”郑尔康所引文字的出处是1921年9月出版的
《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面发表了C.Z和C.T“同译”的《第三国际党的颂歌》。据陈福康考证，C.Z即“济之”二字的音译缩写，而C.T则是“振铎”二字的音译缩写。在C.T写的“附注”里说：“在去年七八月的时候……译了第一首《第三国际党的颂歌》。”
被淹没的无名小辈
郑、耿译文到底发表在哪儿？目前有三种说法。一、《人道》月刊，二、《民国日报觉悟》，三、《小说月报》。按照第一种说法，耿、郑的译文发表在1920年8月左右，早于1920年10月10日。但关键是，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它来源于1983年第2期
《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记录稿，那里面说：“还出了一期《人道》（月刊），上面登过《国际歌》，瞿秋白译意，我写歌词。”瞿秋白当时是耿济之的同学，也与郑振铎过从甚密。郑振铎的晚年回忆显然有误。一是把耿济之的帽子戴到了瞿秋白的头上，二是把发表的刊物误记成了《人道》。1921年9月他自己写的“附注”说得很明白：“而预备登载他们的《人道》月刊也因经济的关系，不能出版……现在先把这篇《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登在本报本号。”《小说月报》第12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专刊上确实有耿、郑合译的《国际歌》，但据陈福康考证，这是第二次发表，而首发是在1921年5月27日的《民国日报觉悟》。
从发表时间的角度说，哪怕是比较早的1921年5月，也比1920年10月或11月要晚。陈福康在《我国最早的＜国际歌＞译词》一文中说：“郑振铎等人的这一译作，实是我国最早翻译、而且流传较广的《国际歌》译词”。又说“郑振铎等人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翻译《国际歌》的人。”后来在其专著《一代才华郑振铎传》中也说，郑振铎与耿济之在无意中最早完成了这首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的歌词的中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做了大胆的求证，列悲的译词是从该周刊（指《劳动者》）第二期开始发表的，应是在这年10月翻译的，而从上引郑振铎的说明中知道，他们是在七八月间即着手翻译的。”实际上这个证据也还是一个假设，而且是一个搀杂着先入为主的假设。列悲的译词发表于1920年10月，我们只能说他翻译的时间最晚是在当月，但怎么能武断地说肯定是在这个月份呢？难道不能是9月或8月甚或更早至1919年？
综上所述，对于谁是汉译《国际歌》第一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找到一个明确的答案；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列悲是个小人物，我们几乎不可能从他寥寥无几的传记材料中弄明白他翻译《国际歌》的确切时间。需要强调的是，他那么早就译了，而且译全了。至少从发表先后的角度来说，他的译文比郑振铎、耿济之、瞿秋白、萧三等名流大家的更早，名列第一。但愿无名小辈的这一荣耀不会再因为他的无名而被
大人物的大名所淹没。（据《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