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设计北京城的工程师是?

如题所述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

  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没有保持“哪吒城”,而是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十五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永乐十二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五十万石,另还有四十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迁都的正式实施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此前,朱棣封赏所有参与都城兴建的人员,其中有一个苏州匠人蒯祥,封为工部侍郎。如果说姚广孝是明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这个蒯祥就是总工程师了,所以功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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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3-07-16
永乐十九年旧历四月的一天深夜,北京城突然风雨大作,夹杂着阵阵惊雷。新修成的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因雷击起火,化为灰烬。

  朱棣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在科学尚不发达的古代,天人合一这一哲学命题,被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地震、灾害、雷击等等自然现象,都被看成是执政者的失误而带来的。“上天示警”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只有统治者出了问题,老天爷才会震怒。所谓“天怒人怨”,便是这个道理。第二,统治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失误在哪里,这就需要有智慧的人站出来为其指点迷津。鉴于此,朱棣立刻下诏求言。也就是说,他希望朝野明智之士为他找出雷击三大殿的原因。

  很快,礼部主事萧仪的奏本送到御前。这位六品官员(相当于今天的司局级)认为:三大殿遭受雷击是因为迁都的缘故。把国都从南京迁来北京,不但诸事不便,就连大明的皇脉也撂在江南。这是大不敬的事。

  朱棣看过奏本,震怒异常,他认为萧仪把迁都与雷击三大殿联系起来,完全是蓄意诽谤。因此他几乎在第一时间内就作出了决定:命令锦衣卫将萧仪抓进北镇抚司大牢,不作任何审讯,就以“谤君之罪”处以极刑。

  事情还没有完,萧仪的观点在官员中仍有不少市场。同情他的官员多半是科道言官。科指六科,道指十三道。六科是对应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成立的,是稽查六部的监察部门。六科编制是四十人,每科的负责人称为都给事中,正七品。余者都称为给事中,正八品。十三道是对应全国各省,当时全国只有十三个省。十三道御史统归都察院管辖,御史的官阶同给事中差不多。两个衙门类似于今天的监察部和审计署,级别却要低得多。比之于今天,科道言官的级别也仅仅是县处级而已。但科道言官的权力很大,在明代,位居二品的六部尚书遭言官弹劾而受到惩处的不胜枚举。

  明代的官场,有两种经历的人升官比较容易。一是在翰林院呆过,二是当过科道言官。由翰林院而入内阁当辅臣,由言官而晋升为封疆大吏或方面重臣。

  科道言官,一般都从年轻官员中选拔,这些人初涉仕途,尚不致沾染太多的官场恶习,担任言官敢于弹劾不法权贵,因此历代皇帝对言官颇为倚重。

  但这次恰恰相反,对朱棣的迁都持异议的,多半是言官,而部院大臣都是坚定的迁都派。这是因为朱棣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皇位后,对建文帝时的朝廷大臣作了一次彻底的清洗。经过二十余年的筛选过滤,现在的部院大臣,大部分都是“靖难功臣”,他们也都成为南方士族的仇人,因此利益上与朱棣是一致的。

  言官们都很年轻,与朱棣的“靖难”无关,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就事论事,认为皇上“轻去金陵,有伤国体”。朱棣对这些言官非常恼火,但不能像对待萧仪那样,一概杀之。他于是心血来潮想出一个办法,让这些科道言官与部院大臣一起到午门外跪下对辩。迁都究竟好不好,让双方各抒己见。

  当其时,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午门外的广场上,言官与大臣分跪两边,个个都淋得落汤鸡似的,但谁也不觉得尴尬,也不觉得侮辱。他们争论得面红耳赤,一天没有结果。朱棣让他们第二天再来午门下跪辩论。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朱棣在城楼上不愠不火地看着。官员们冒雨下跪,不依不饶地争论着。这场景看起来有点滑稽,然而中国的中世纪的政治,便是在这种滑稽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第2个回答  2013-07-16
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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