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出发点是改造农民的思想与道德素质，塑造
新型农民。应该说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从文化思想史来看，它继承了
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的济世观。围绕这一点，形成了
梁漱溟乡村建设实验的核心内容。
指导思想：“团体组织，科学技术”
就是把散漫、各自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培养他们的团体精神，这就叫“团体组织”。由于
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的客观要求，因此当时成立的主要是有助于生产发展的经济合作社。
建立合作社的目的在于“利用合作形式来增加生产——建立一个资本由大家共同支配、享受和占有的经济制度”，以克服过去一家一户的分散
经营模式。有了合作社，就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减少了受损失的可能，因此很受群众的欢迎。
体现形式：乡学、村学
在梁漱溟的主张影响下，
邹平县的整个行政系统实行机关教育化，以教育力量代替行政力量，集中力量将实验计划推行于社会。
制度建设：重订乡约礼俗
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塑造新农民。如何塑造，梁漱溟主张从文化上下工夫。即建设新文化，不过，这个新文化是要从中国的旧文化中产生出来的。推行新的法制礼俗，代替旧式混乱秩序。
采用中国古人的所谓乡约做法
梁漱溟很看重乡约的积极性作用，他说：“乡约这个东西，它充满了中国人精神——人心向上之意。
乡学是“政教合一”的机构。“所谓政教合一就是把人生向上这件事情亦由团体来帮助，使人的生命往更智慧更道德更善良里去。换言之，把帮助人生向上的事情亦由最高有力的团体来作，这就叫作政教合一。”
梁漱溟强调的乡约是不依赖政治力量，以礼俗代替法律，依赖广大农民群众，依赖广大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并使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或新的文化运动，以便敦促农村中的大多数人自觉地养成“新政治习惯”，“让多数人从被动地位转到主动地位，从散漫消极变为积极团结。”也就是说，很重视民众的自醒自觉。表现对底层民众人格的尊重。这一点与一般士大夫们的立场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得到底层民众参与支持的重要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乡约在注意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这与西方的政党竞争选举、三权对立等是截然不同的。
梁漱溟的目的就是要加强社会生活经济化和教化，弱化社会生活的强制性，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政教合一”的乡学村学，其特殊性表现在：达到领袖与农民的结合，政事与教育的结合，并寓事于学，把人生向上之意蕴涵其中。其构想是一个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混合体，充满了
儒家的理想色彩。“而实际上的表现，则是政治化的儒家，即不是用道德理想转化政治，而是在通过其他途径取得政治权力后，用政治来干预、歪曲学术，使‘
道统’变为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参考资料：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核心内容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