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和西汉中后期的汉赋发展状况是怎样的

如题所述

汉初和西汉中后期的汉赋发展状况:
1、汉初的发展状况
汉初是汉赋的肇始期。这一期间,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优待士人,一改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焚书坑儒 的暴虐,故而使战国后期从楚国开始兴起的赋体文学,得以利用四海统一所提供的新的契机,融合南北的文明成果向前发展。但是,又由于继亡秦之后,百业凋弊,百废待兴,社会经济曾极度困窘,整个社会皆处于严重的饥馑之中,自然不可能谈得上文学发展,即使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 ,也仍然远远未能解决问题。到文景之治,经过数十年休养生息,才逐渐形成富庶繁荣景象。而与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相应,赋体文学也必然是走着一条相对渐进的道路。另外,为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一时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是道家黄老清静无为 ,以省俭为本的思想。这种政策注诸文学,固然不会扼制汉赋的兴起,也不可能为以铺采摛文为特点的大赋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优裕的条件与丰厚的土壤。鉴于上述,这一时期赋体文学在创作上,还大体继续着楚辞的余绪,以骚体赋为主流,在相对缓慢的发展进程中,逐渐显现向散体大赋的过渡与分流,因此有的文学史家称:汉初,……只可算是辞的时代,而不是赋的时代。是基本合乎实际的。
汉初之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八家,即陆贾、朱建、赵幽王刘友、贾谊、庄忌、枚乘、淮南王刘安以及未具名的淮南王门下群臣宾客,作品共一百七十二篇。其中陆贾三篇、朱建二篇、刘友一篇,刘安八十二篇已全部亡佚,无法具论;余下四家之作虽也不全,然毕竟尚可窥豹一斑。
2、西汉中期的发展状况:

自汉武帝刘彻到宣帝刘询的西汉中叶,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和国势最强盛的时期。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为了进一步保卫国家和巩固政权,他又北向出击匈奴,弭除了历年的边患;用兵南方,结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纷争的局面。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无疑是一个值得颂扬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招纳了许多文学侍从之臣在自己身边,提倡辞赋,诱以利禄,因而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就在所谓“兴废继绝,润色鸿业”的借口下产生了。班固在《两都赋序》中说:“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这一时期的赋作基本上同《诗经》的雅颂一样,是一种宫廷文学,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润色鸿业”服务的。有一些作家,作为皇帝的侍从,对皇帝歌功颂德,但他们又对自己类似俳优的地位时时感到不满,因而也写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讽谕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对当时汉帝国空前繁荣强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悦,但对皇室大量挥霍资财和迷于奢侈享乐的生活,无论从历史教训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民生出发,也曾感到担忧。这就构成了当时一些鸿篇巨制的大赋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普遍特点,它们往往既歌颂夸耀于前,又讽谕劝戒于后,而这两者统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这些汉代大赋思想内容的复杂性。
3、西汉后期的发展状况:
西汉后期经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近六十年间,国力日颓,王朝日衰。在政治上,皇权削弱,外戚专擅,吏治腐败,豪强大户肆意兼并,统治集团日益侈靡,导致百姓愈发贫困化,无以为生。仅据《汉书》,从元帝即位开始,在这一时期无论史实记录,抑或大臣所上奏书,一句 人至相食 ,竟多次出现,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遂使局势动荡不安,不可收拾,整个政权渐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哀帝时,谏大夫鲍宣就曾上书痛切指陈: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无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复剧于前乎!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王莽篡位,西汉灭亡。如此政局,势必给文学以深深的影响。作为汉赋主体的散体大赋,其创作精神既然主要是兴废继绝,润色鸿业 , 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那么经一百多年的发展,随着王朝的兴旺,当其跃上全盛的顶峰之后,这时又随着王朝的衰颓,既无什么鸿业可供润色 ,又无多少上德可供宣扬 ,所通讽谕不过起到劝百姓的作用,所尽忠孝亦只能为虎作伥,再加上本身结体庞大臃肿,对客观事物的靡丽铺排往往淹埋主体情志,大量罗列奇词僻字更使作品生涩诘屈,因而不可避免地渐露衰败,走下坡路,而重在抒情言志的骚体赋,则在自身变革中,顽强地表现出继续发展的态势。

汉赋简介:
汉赋是在汉代涌现出的一种有韵的散文,它的特点是散韵结合,专事铺叙。从赋的形式上看,在于“铺采摛文”;从赋的内容上说,侧重“体物写志”。汉赋的内容可分为5类:一是渲染宫殿城市;二是描写帝王游猎;三是叙述旅行经历;四是抒发不遇之情;五是杂谈禽兽草木。以前二者为汉赋之代表。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一般文人多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
汉赋在结构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称作“乱”或“讯”的结尾。汉赋写法上大多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只在结尾处略带几笔,微露讽谏之意。
汉赋分为骚体赋、大赋、小赋。骚体赋代表作为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它直接受屈原《九章》和《天问》的影响,保留着加“兮”的传统,其语言是四言和散句的结合,表现手法为抒情言志汉初六十年是骚体赋的时期。大赋又叫散体大赋,规模巨大,结构恢宏,气势磅礴,语汇华丽,往往是成千上万言的长篇巨制。西汉时的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东汉时的班固、张衡等,都是大赋的行家.小赋扬弃了大赋篇幅冗长、辞藻堆砌、舍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汉赋基本文采的基础上,创造出篇幅较小、文采清丽、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赵壹、蔡邕、祢衡等都是小赋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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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5-28
一 绪说
  
  赋这种体制是较为特殊的。由外表看去,是非诗非文,而其内容,却又有诗有文,可以说是一种半诗半文的混合体。赋本是诗中六义之一,原来的意义,是一种文学表现的态度与方法,并非一种体裁。三百篇以后,散文勃兴,接着而起的是楚辞一派的新体诗。由诗经楚辞,诗的范围扩大了,篇幅加长了,散文形式的混合以及辞藻的铺陈,都带了浓厚的赋的气味,但楚辞毕竟是一种新体诗。后人因此把屈原一派的作品,称为辞或称为骚,免得同诗赋混淆。文心雕龙内,分为辨骚、诠赋两篇,那界限也很明显。后来由荀子的赋篇,秦时的杂赋,降而至於枚乘、司马相如的创作,於是那种铺采ゼ文、体物叙事的汉赋,才正式成立。
  代表汉赋的,是子虚、上林、甘泉、羽猎、两都、二京一类的作品,而不是惜誓、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一类的作品,因为这些文字,无论形式内容,只是楚辞的模拟,而成为屈、宋的尾声。但应当指出,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文字精炼,意深远,富有艺术特色,是屈、宋以后楚辞中的一篇优秀之作。由楚辞到汉赋,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成分减少,咏物叙事的成分加强。到了这时,不仅诗与赋完全独立,就是辞与赋也有区别了。
  赋者铺也。铺采ゼ文,体物写志也。......原夫登高之旨,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刘勰诠赋)
  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锺嵘诗品总论)
  可知“铺采ゼ文”、“直书其事”,是赋的特质,然而里面也应该有睹物兴情的内容。可是汉代赋家,大都在铺采ゼ文上用的工夫多,睹物兴情的成分少。
  其结果是词虽丽而乏情,文虽新而少质。
  因此,在汉代赋中,虽有少数好的抒情作品,然大多数重在铺陈。多以夸张的手法,板滞的形式,描写宫苑的富丽,都城的繁华,物产的富饶,神仙、田猎的乐事,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它们虽具有文采光华、结构宏伟和语汇丰富的特色,而一般缺点,是缺少感情,缺少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喜用艰深的辞句,生僻的文字,按类罗列,有些作品几乎成为类书。赋末虽附以规劝讽论之意,然本末倒置,轻重悬殊,所以作用也就很小。“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於雕虫,贻诮於者也。”(诠赋)刘勰这几句评论,是很正确的。汉赋中虽也有些好的作品,然大多数都是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东西,因此价值就不很高了。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派。一、屈原派: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属之。二、陆贾派:枚皋、朱买臣、司马迁等人属之。三、荀卿派:李忠、张偃诸人属之。
  杂赋派:不著作者姓名。班固这样分别,他自己必有理由,可惜没有说明。可是由现存各家的作品看来,这种分法并不妥当。在汉代初期,各家作品继承楚辞的馀绪,到了枚乘、周马相如的创作,赋的范围扩大了,是糅合着楚辞的辞藻,荀赋的形体,以及纵横家的辞令而形成汉赋那种特有的形态。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用屈、宋或是荀卿那种派别去限制当代的作家。叙事赋、咏物赋、说理赋、拟骚赋,都同时排列在各作家的集子里。司马相如有子虚、上林、同时又有大人、长门。王褒有九怀,同时有洞箫。扬雄有甘泉、羽猎、河东,同时有反骚。班固有两都,同时有幽通。张衡有二京,同时有思玄、归田。在一人的集子里,是并列着无论内容形式以及情调完全不同的作品。可知我们用某种派别来说明汉赋的作家,还不如从时代上来看汉赋的发展较为妥当。
  
  
  
  
  
 二、汉赋发展的趋势
  汉赋是汉代文学的重要形式,这种形式应当代的宫廷的需要,同时也体现出汉帝国的制度和规模,其中多为歌颂性的作品,也有些较有现实意义的作品。
  在汉代的几百年间,产生了很多的赋家,赋在当时如此兴盛发达,其原因是很复杂的。
  △一、汉初的赋家
  自高祖至武帝初年,约有六七十年光景,是政治初平、经济建设的休养生息时期。思想界是黄、老独盛,当时挟书之律已除,学术尚未统制,在各方面都呈现出比较放任自由的空气。这一时期的赋家,主要是追随楚辞,在形式上初有转变,而成就较高的是贾谊和枚乘。
  
  △贾谊
  贾谊(前二○一~前一六九),雒阳(今河南洛阳)人。自幼好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二十多岁时为博士,向文帝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政治建议。主张加强了中央政权,击败匈奴。并力主重农,关怀人民生活。他有丰富的学识,卓绝的政治见解,本想在社会上做番事业,无奈为环境所迫,遭受到权贵的诽谤,郁郁不得志地流谪到长沙。后来虽被召回,拜为梁怀王太傅,不料梁怀王堕马丧命,于是就自伤为传无状,哭得啼啼地死去了。贾谊的性格虽较屈原稍为柔弱,但他的生活境遇及其夏郁愤慨的心情,却和屈原有些类似。他的吊屈原赋无疑是屈原的苦闷灵魂与其哀怨情感的再现,吊屈原就是吊他自己。在作品里表现出他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封建政治不满的感情。“莺凤伏鼠兮,鸱枭翱翔;茸尊显兮,谗庾得志”,正是贾谊所面临的政治现实。故其价值也就远在后人那种纯出于模拟楚辞的为文造情的作品之上。
  贾谊的鹏鸟赋,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赋体的形式与演进上,值得我们注意。
  单于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貌甚暇。异物来萃,私怪其故。发书占之,讥言其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问于子服,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语余其期。服乃太息,举首旧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远。形气转续,变化而嬗。氵勿穆亡间,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夫差以败。越凄会稽,句践伯世。斯游逐成,卒被五刑。传说胥靡,乃相武丁。夫祸之兴辐,何异纠缠。命不可说,孰知其极。水激则旱,矢激则远。万物同薄,震荡相转。蒸雨降,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央无垠。天下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时。且夫天地为锯,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安有常则。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还人大观,物亡不可。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怵迫这徒,或趋西东。大人不曲,意变齐问。愚士系俗,窘若囚拘。至人遗物,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好恶积意。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所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坻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靓,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保,养空而浮。务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鸟赋)
  这篇赋是贾谊寄居长沙的时候,见有鸟飞入其室,以为不祥,作以自慰的。
  赋中虽有比较浓厚的黄老消极思想,但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以及对黑暗现实不满的精神。所谓“贪夫徇财,列士徇名,夸者死权,品庶每生”,概括地反映出一些封建社会人物的真实面貌。从形体上来说,同楚辞一类的作品比较起来,颇有不同的地方。它主要是采用问答体的散文形式,与后来的汉赋,甚为接近。所不同者,只缺少那咱华丽的辞藻和夸张铺陈的手法。这一篇赋是荀子赋篇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楚辞的转变,是可以作为汉赋的先声的。本文根据汉书,与史记所载者不同。汉书中载吊屈原赋、鸟赋两篇,体裁各异,班固必有所据。
  因有关于赋体的演进,故略加说明。
  汉初的赋家,贾谊以外与汉赋较有关系的,还有陆贾。陆贾本来是纵横家之流。班固将他的作品,列为一派的领袖,想必有特殊的地方。可惜他的作品,现在完全失传了。贾、陆以后,以赋闻名者还有枚乘、严忌、(本姓庄,避明帝讳)
  邹阳、路乔如、公孙诡、公孙胜、韩安国诸人,都是吴、梁的游士,但他们的作品,流传下来的不多。其中值得注意,而在赋史上较有地位的是枚乘。
  
  △枚乘
  枚乘字叔(?~前一四○),淮阴(今属江苏)人。是汉初著名的赋家。景帝时任弘农都尉。先后游吴、梁,做过吴王刘鼻、梁孝王刘武的文学侍众。后业武帝慕他的文名,派车子去迎接他,因为年纪太老,半路上死了。汉书艺文志载他有赋九篇。现存者只有七发、柳赋和菟辕赋,后二篇前人疑为伪作,可靠者只有七发一篇了。
  七发虽未以赋名,却已形成了汉赋的体制。全篇是散文,用反复的问答体,演成为叙事的形式。中间虽偶然杂有楚辞式的诗句,如“麦秀蕲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等,但并不多。它同鸟比较起来,有两个和汉赋更相接近的特点。第一,文字语气不像鸟那样平淡质实,而富於夸张与铺阵;其次,不全是说理的,而富於叙事写物的成分。无论内容形式,都离开了楚辞,而进入了汉赋的领域。这篇赋的意义并不深厚。两千多字的长篇是说明声色犬马之乐,不如圣贤之言的有益。要说到赋的讽喻功用,大概就在这一点。内容说,楚太子有疾,吴客去问病。首段铺阵致病之由,次段铺阵音乐之美,次阵饮食之丰,次阵车马之盛,次阵巡游之事,次阵田猎观涛之乐,但太子俱以病辞。事吴客说以圣贤方术之要言妙道,於是太子据几而起,出了一身大汗,那病就好了。
  文学价值虽不很高,但也反映出当日贵族社会的奢侈淫佚的生活,从侧面作了批判,具有一定的讽论意义。描写相当生动,语言也不板滞而有变化。从楚辞到司马相如、扬雄诸人的赋,七发确是一篇承先启后的作品。并且自倔的七发以后,仿作的很多。傅玄七谟序说:“昔枚乘作七发,而属文之士若傅毅、刘广世、崔る、李尤、桓麟、崔琦、刘梁、桓彬之徒,承其流而作之者纷焉。七激、七兴、七依、七款、七说、七蠲、七举、七设之篇,于是通儒大才马季长、张平子,亦引其源而广之。”这样一来,在赋史中“七”便成为一种专体了。
  
  △二、汉赋的全盛期
  武、宣、元、成时代,是汉赋的全盛期。艺文志所载汉赋九百馀篇,作者六十馀人,十分之九是这时期的产品。武、宣好大喜功,附庸风雅,一时文风大盛。
  元、成二世,继其馀绪,作者不衰。班固两都赋序说:“故言语侍众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时时间作。......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馀篇。”刘勰也说:“繁积於宣时,校阅於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诠赋)这盛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司马相如
  这一时期内的赋家,有司马相如、淮南群僚、严助、枚皋、东方朔、朱买臣、庄葱奇、吾丘寿王、刘向、王褒、张子侨诸人。名望最大,在赋史上占着显著地位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字卿(前一七九~前一一七),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者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武帝时曾奉使西南,对於西南的开发,有一定贡献。后为孝文园令。不久病卒。但上年热心政治,并不得志,后来受到诽谤和挫折,对现实也感到不满,故常“称病闲居,不慕官爵”。
  可见他并不是那种全无品格、阿谀逢迎的人。他同韩非一样,患着口吃的毛病,不善於讲话而长於写文。学问渊博,文采焕发,是汉赋中有代表性的作家。
  艺文志载司马赋二十九篇,大都失传。现存者为子虚、上林、大人、长门、美人、哀二世六赋。另有梨赋、鱼菹赋、梓桐山赋诸篇,仅存篇名而已。子虚、上林为司马氏的代表作品。从贾谊的鸟,枚乘的七发,到他这时候,才建立了定型的汉赋体。子虚作於梁国,叙游猎之盛,后来武帝看见了,大加赏识,恨不与此人同时。当时狗监杨得意对武帝说,他是臣的同乡,於是武帝召了他去。他说子虚不过叙诸侯游猎之事,不足观,请赋天子的游猎,遂成上林一篇。武帝读了很高兴,就命他为郎。
  子虚、上林二赋,实为一篇。借三人对话,对诸侯、天子迷恋游猎,不务政事,予以规讽。“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鸟有先生者,鸟有些事也,为齐难。无是公者,无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於节俭,因以讽谏”(史记司马相如传)。在这几句话里,很概括地说明了子虚、上林的主题和形式。在主观上,司马相如作赋,是有讽谏意义的,不过作用不大,而成为扬雄所说的“劝百而讽一,曲终而雅奏”了。
  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汇,岑金参差,日月蔽虚。交错纠纷,上干青。罢池陂ヌ,下属江河。其土则丹青赭垩,雌黄白会,锡碧金银。众色炫耀,照烂龙鳞。其石则赤玉玫瑰,琳珉琨吾。咸力地玄厉,碳石。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苣若射干,苍穷昔浦,江篱麋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登降ヌ靡,案衍坛曼,缘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则生斯包荔,薛莎青。其卑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蔷雕胡,莲藕菰苈,闾轩芋。从物居之,不可胜图。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此发芙蓉菱华,内隐钜石白沙。其中则神龟蛟龟;毒理瞥甑。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栓机豫樟,柱椒木兰,离朱杨,椐梨机粟,橘柚芬芳。其上则有赤猿ㄑ猱,鸳孔鸾,胜远射干。
  其下则有白虎玄豹,曼延ァ犴。兕象野犀,穷奇曼延。(子虚赋)
  这是子虚中的首段,只写了一个梦,就费了这样大的气力。从这里我们也可知道作赋的手法。他的目的,是要夸张那地方的盛况,因此无论什麽珍禽怪兽,异草奇花,只要脑子里有的,一齐排列在那里。山水怎样,土石怎样,东南西北有什么,上面下面有什麽,老是这样铺阵下去。外表是华艳夺目,堂皇富丽,而内容实际贫乏,加以奇文僻字,令人难读,这就削弱了感人的艺术力量。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兴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是以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鹿以淫也。”左思在三都赋序中说:
  “於辞则易为藻饰,於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卮无当,虽宝不用,侈言无验,虽丽非经。”刘勰在夸饰中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恁风,诡滥愈甚。
  故上林之馆,奔星与宛虹入轩,从禽之盛,飞廉与鹪鹩俱获。”他们一致指出汉赋专事夸张而缺乏真实性,都是很确切的,然而这种铺叙夸张的形式,却成为汉赋的定型。司马以后,一直到班固、张衡,都是如此。因为这种文字缺乏思想感情,只有这种写法,才能延长篇幅,表现自己的辞章和学问,为了要用那些奇文僻字,不得不通小学。所以当代有名的赋家,都是有名的小学家。司马相如的凡将篇,扬雄的方言与训纂篇,班固的续训纂,都是当代有名的字学书。这样一来,作赋固不容易,读赋也就很难了。
  这种赋的组织,大都是几人的对话,彼此夸张形势,极言淫乐侈靡之盛事;最后,是以荒乐足以亡国,仁义可以兴邦的意义作结。如上林赋的最后一节说:
  “若夫终日暴露驰骋,劳神苦形。罢车马之用,扌元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免之获,则仁者不由也。”
  这种劝戒的方法,正和滑稽家的隐语与纵横家的辞令一样。所不同者,一是出之於言语,一是出之於文章而已。司马迁说:“相如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讽谏何异?”赋在儒家的眼里,认为不违反宗经原道的主旨,就在这一点。可是皇帝们往往只取其歌颂而忘其讽谏。武帝好神仙,相如赋大人以讽,结果使得皇帝更加飘飘然,这例子是很有名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司马相如是一个富有文采和想像力的作家。其赋结构宏伟,语汇丰富,也有描写很深刻、很形象的地方。如“於是郑女曼姬,被阿纟易,揄缟,杂纤罗,垂雾,襞衤责褰绉,纡徐委曲,郁桡谷。衤分々衤非々,扬衤┰削,蜚衤垂{髟肖},扶舆猗靡。噔呷萃蔡,下摩兰蕙,上拂雨盖;错翡翠之威蕤,缪绕玉绥。渺渺忽忽,若神仙之仿佛。”(子虚赋)他一面把郑女曼姬的形象写得非常细致生动,同时也反映出贵族社会的淫侈生活。语言丰丽,用字新奇,具有鲜明的特色。其次他在长门赋里,表现出他善於用工丽的语言,作抒情的描写。他论赋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赋迹偏於形式,赋心乃重在修养和构思。所谓“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是文学作品所应当具有的特点。愈是伟大的作品,愈要具有这样的特点。
  司马相如在赋史上有很大的影响。汉赋到了他,柔合各家的特质,加以自己的创造,建立了固定的形体。使后来的作家都追随他、模拟他,无法越过他的藩篱。扬雄说:“长卿赋不似众人间来,其神化所至耶?”又说,“如孔氏之间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他对司马相如的赋,推崇备至,而是作为自己作赋的典范的。
  
  △东方朔
  东方朔(前一五四~前九三)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无棣东)人。为人玩世不恭,善诙谐。因古书上有许多关於他的滑稽故事,总觉得也是一个无品的文人。其实看他谏上林骂董偃的那些事体,他却是一个有胆量有气概的刚毅之士。
  他的七谏,因袭楚辞,用典过多,价值不高。非有先生论、答客难二篇,虽未以赋名,却是赋体。诙谐讽刺,颇能代表他的个性。“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答客难)
  封建帝王的玩弄人才,在这些句子里,很形象地表现出来。“今陛下以城中为小,图起建章,左凤阙,右神明,号称千门万户,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宫人簪毒昌,垂珠玑,设戏车,教驰逐,饰文采,聚珠怪,撞万石之钟,击雷霆之鼓,作俳优,舞郑女,上为浮侈如此,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之难者也。”
  (见汉书本传)在这里,不但大胆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奢侈荒淫的生活,而且他能当面对皇帝讲这些话,也是很有勇气的。还有枚皋,也是这时的赋家。他是枚乘之子,字少儒,武帝时为郎。他写文很敏捷,因此作品特多,艺文志载他的赋百二十篇,但现在这些作品都不传了。
  
  △司马迁的赋
  司马迁是伟大的历史家和散文家,但他也善於作赋,流传下来的悲士不遇赋一篇,是汉赋中的优秀作品,思想和艺术都有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重视。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题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子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远。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
  此赋是司马迁被祸以后的晚年作品。抒写怀抱,辞意愤激,风格略近贾谊的鸟,而倾向性更为鲜明。在这篇短文里,作者概括了他的生活悲剧,表达了他的不平之感,对於公私不分、是非不明、谄媚奉迎、倾夺排挤的黑暗现实,作了强烈的控诉。语言简劲有力,具有他的散文特色。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和这一篇赋,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史料。
  
  △王褒
  王褒之子渊,生卒年不详。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时为谏大夫。因为宣帝“颇作诗歌,欲兴协律之事”。於是能为楚辞的九江被公,以及刘向、张子侨、华龙,音乐家赵定、龚德之流,齐集於他的门下。王褒也就在那时候受了益州刺史王襄的奏荐,同他们一道待诏於金马们。王褒现有的作品,如圣主得贤臣颂、甘泉宫颂、九怀和移金马碧鸡文等篇,除九怀拟屈、宋外,其馀多为歌颂之作。值得我们一提的,是他的洞箫赋。
  洞箫赋虽是以楚辞的调子写成的,但这篇文字却对於后代的文风文体颇有影响。第一,他在修辞造句方面用了极大的工夫,不是用的那种堆砌夸张的方法,而是描写精巧细微,音调和美,形象鲜明,别具风格。正如刘勰所指出的:“子渊洞箫,穷变於声貌。”(诠赋)篇中颇多骈偶的句子,开魂、晋、六朝骈俪文学之端。自他以后,恁愆的显志,崔る的达旨里,这种骈偶的文字,在赋中一天天地多起来了。第二,他又是咏物赋的完成者,荀卿的蚕、二赋,虽为咏物,但内多隐语,辞亦简略,保有咏物赋的邹形。贾谊的鸟,似咏物而实说理。再如枚乘赋柳,路乔如赋鹤,邹阳赋酒,公孙胜赋月,古人多疑为伪作,我们不能视为史料,真把一件小小的物件,用长篇的文字来铺写它的声音、容貌、本质、功用等等而成为一种新体裁的,不得不推王褒的洞箫。自他以后,咏物赋作者渐多。扬雄、班固、张衡、王逸、葵邕的集子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到了魏晋六朝,咏物赋更是触目皆是。以至於后代的咏物诗,也多少受到它的影响。
  朝露清冷而陨其侧兮,玉液浸润而承其根。孤雌寡鹤娱优乎其下兮,春禽群嬉翱翔乎其颠。秋蜩不食抱朴而长吟兮,玄猿悲啸搜索乎其间。处幽隐而奥并兮,密漠泊以犭软犭彖,惟详察其素体兮,宜清静而弗谊。......
  这是洞箫赋中一小段,骈偶句子的运用,描写的精巧细密,已关六朝时代织弱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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