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文学中女性的觉醒是普遍而深刻的。在这一漫长历程中，戏曲作品人物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爱情观的变化体现了女性觉醒的三个阶段，从她们各自阶段的个性意识出发，勾勒出女性觉醒的总体轮廓是递进发展，并逐步实现了女性的主体价值。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人性觉醒是元明清时期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均有反映，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爱情题材尤为突出。而元明清戏曲中三位光辉的女性形象——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爱情观的变化则揭示了元明清文学女性主体意识觉醒的发展轨迹。三位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觉醒与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点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关于元明清文学中反映出的女性觉醒，妇女主体观念的增强，以前的研究者在评论单个作家作品时也多有提及。但都没有把它放在元明清文学发展的长河中对女性的觉醒作一个宏观的总体把握。从崔莺莺、杜丽娘、李香君三位女性的纵向比较中，从三位女性对理想爱情追求的不同层次中，可以得出元明清文学女性觉醒的历史性的宏观结论。
《西厢记》(元王实甫作)、《牡丹亭》(明汤显祖作)、《桃花扇》(清孔尚任作)是我国古典戏曲中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得最好的典范之作。其思想内涵非常丰富，这里仅就三位女主人公对幸福爱情的理解和追求的层次及深度，来分析她们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
《西厢记》的女主人崔莺莺是相府千金，婚事早由父母之命，许配给门当户对的郑恒，但她与青年书生张君瑞一见钟情。这是人在自然天性基础上表现出的男女之间的爱悦，是对人性美追求的自觉反映。处在重重禁锢中的莺莺的性格是复杂的，一方面是礼教的束缚，一方面是青春的苦闷和对自由人性的渴望。所以在行动上她采取了“隔墙酬韵”、“月下听琴”等隐蔽方式倾诉爱恋。在对爱情的追求中内心热烈，外表冷静；夜间热情，白天“规矩”。以至红娘责备莺莺“假意儿”，但莺莺这支“出墙红杏”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终战胜封建礼教，与张生结为美满夫妻。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莺莺性格中表现了一种新的爱情观念。
首先，是对“情”的肯定，追求有感情的婚姻。这是对传统的“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观的突破，是对个人主体意识的初步确认。
所以说，崔莺莺在爱情追求中表现了女性觉醒的萌芽状态，是对自己主体地位的朴素肯定，是基于一种直观的、直觉的认识。郭沫若曾高度评价《西厢记》的划时代意义：“有生命之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底凯旋歌、纪念塔。”以莺莺的反礼教思想为起点，掀起了元明清文学中女性觉醒的狂涛巨澜。
在《牡丹亭》著名的“惊梦”、“寻梦”两折戏中，集中体现了杜丽娘人性的觉醒。这种觉醒源于她对生命的感悟。“惊梦”中表现了她对生命感悟的两个层次：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香闺”是束缚杜丽娘人身的樊笼。久居香闺，像笼中的鸟，不能自由。杜丽娘从空间上深深感悟到生命所受的约束。“牡丹虽好，他春归怎占得先?”牡丹虽好，却要受花期的限制，不能好花常开，美景常在。借花自况，表达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时间感悟。对生命的空间感悟和时间感悟引发了杜丽娘对生命的无比热爱，萌发了强烈的青春欲望，并且为实现爱情理想，开始进行出生入死的抗争。她对爱情的追求具有崔莺莺所没有的新的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主动、强烈、持久，直至后来以身殉情，死后她仍在寻找梦中情人，终于还魂结为夫妇。从杜丽娘“为情而死，为情而生”的行动中，可以看出她怀抱的一直是“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由人怨”这强烈的个性解放意识和坚定执著的爱情信念。因此，在追求理想爱情的斗争中，她不像崔莺莺那样只是被动地承受，犹豫不定，顾虑重重，而是把自己摆在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上，像男子那样大胆主动地追求爱情，为爱而死，又为爱而生。
更为重要的是，杜丽娘对爱情的追求是出于人对自然天性的追求，体现了人的原始生命现象。杜丽娘“不知所起”的情，是她作为一个健全人的生命所具有的生理特性，是出于人的自身天性对性欲的本能需求和渴望，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牡丹亭》在价值观念上公开肯定了人的生命欲望，把个人的生命欲望提高到令人正视、令人崇敬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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