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莺莺
崔莺莺是相国家的千金,而张生却是"书剑飘零,功名未遂,游于四方"的一介寒士。二人于河中府普救寺相遇,便在他们生命的河流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如果说在这之前莺莺和张生的青春是被压抑而沉睡着的,那么这时便因为爱情而苏醒了。同时,他们的爱情从开始的一刹那就构成了带有反封建意义的叛逆行为。在自由与专制,爱情与礼教的冲突中,莺莺所承受的压力,在某种意义上比张生来得更直接更沉重;在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家长迫害的时候,内心的痛苦也就更加强烈。在那个墨黑如漆的长夜里,一个贵族少女除了自身引出爱情的火光,来照亮她的人生之外,她能够更多地想到和做到什么呢?爱情,是她在生活激流中碰到的一根浮木,她不能不用全部的力量来抓住它。
莺莺捍卫自己自由爱情的权利,实际上也就是捍卫着自己的人生理想,维系着她生命的全部重量。然而,这又是多么地艰难啊!她的叛逆,不只是要触动她所属的那个阶级,不只是伤透了母亲的心,而更重要的,是她首先必须背叛反映在她的思想性格中的她所属的那个阶段的习性、教养和观念。这样使得她的一系列叛逆行为充满了矛盾、痛苦和戏剧性的冲突。因为在她那个时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势力,不只存在于社会上,存在于阶级关系上,存在于她母亲的身上,也存在于她自己的灵魂中。然而,莺莺是勇敢的。佛殿上,而且是"热孝"中,与张生第一次相遇,就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巧妙而大胆地流露了对张生的爱慕。我们从这里也就看到了莺莺内心潜藏着的对父母许下的那门亲事的不满;"闹道场"一出,她频频顾盼张生,在张生面前全不掩饰她的感情;后来通过红娘传书递简,与张生墙角联诗,月下听琴,她在爱情的道路上也是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如果把张生和她的书简对比,不难发现,莺莺的诗意是较张生更为坦露和大胆的。在红娘的帮助下,她与张生最后私下成亲。虽然,在莺莺的性格中勇敢与软弱并存,但热情、开朗和勇敢更突出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莺莺的叛逆思想并非偶然出现的东西,早已潜滋暗长,这时,在 "情"与"礼"的抗争中便迸出出了耀眼的火花。"长亭送别"和"草桥惊梦"两出,作者以他淋漓酣畅的抒情笔调写尽了这位叛逆者身上的人性美和人情美:
恨相见的迟,怨归去的疾,柳丝长玉马总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辶屯辶屯地行,车儿快快地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 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 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滚绣球]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不恋豪杰,不羡骄奢,生则同衾,死则同穴。 ---[折桂令]这是响遏行云的绝唱,也是作者对一个处在积极斗争中的封建叛逆者的优美而炽热的颂歌。莺莺也自有她的软弱,应该说,她的软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个相国小姐,她的家庭教育与贵族身份,使得她在热烈追求爱情的时候,不能不产生一些怀疑与顾虑,从而不断地加深了她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闹简"和"赖简"虽然并不全由于莺莺软弱的缘故,但的确表现了她的虚荣、矜持、犹豫和反复---用红娘的话来说,叫做"偌多般假意"。其次,表现在她的叛逆只能是背着老夫人。本来,她对母亲的禁锢早就颇有微词:"俺娘也没意思,这些时直恁般提防着人"。老夫人赖婚,使她与张生出现了希望的爱情又重新变得渺茫,她对母亲在内心发出愤怒地诅咒:"老夫人谎到天来大"。她对老夫人逼迫张生上京取试很不满意,长亭送别与张生又是那样缠绵哀怨。然而她从没有公开对抗母亲。尽管在背人处,她决不是一个怕羞的人物,但她到底缺乏与封建家长公开决裂的勇气。她对封建婚姻和封建礼教的背叛走了一条回环曲折的道路,是带着一种软弱进行热情追求的。但她最可贵的就是:虽有软弱,而最终不为封建势力所压倒屈服,相反,她冲破了牢笼,战胜了自己的软弱---她的胜利是双重的:她的叛逆既是对统治阶级的叛逆,又是对自身封建劣根性的叛逆。这里,我们还要讨论一下莺莺与张生爱情的思想基础问题。有人过多地指责了他们的"一见钟情"。其实,我们首先应该看到,这种"一见钟情"决定于双方"个人的意愿",与那种决定于家世利益的封建婚姻相对来说,有不可比拟的合理性与进步性。第二,那个时代没有给这些青年男女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他(她)们的生活圈子极为狭小,那种"一见钟情"的选择既是很有限度的,同时又是最大限度的。第三,"一见钟情"并非一件坏事,它为感情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么,崔、张爱情的思想基础在什么地方呢?双方在佛殿上一见钟情,正说明了这两个人都没有遵守礼教的约束,在因"情"而忘"礼" 这一点上,双方便有了共通之处。第二,双方在一定程度上都把功名看得淡薄。长亭送别的时候,莺莺唱的是"但得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蜗角虚名,蝇头微利,拆鸳鸯在两下里",告诫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便回来!"这与张生在游寺时遇到莺莺示意,便决心"不往京师应举"的思想境界完全是相通的。《西厢记》中的男女主人公没有遵从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没有屈服于封建家长的意志,争取婚姻自主,追求爱情幸福。虽然他们不象数百年后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与林黛玉那样,在生活和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成为封建阶级的叛逆者,并且也缺乏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那种不惜以生命的昂贵代价,来换取人生美满生活的大无畏精神,但是他们的斗争表明他们无愧于充当了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的先驱者。
杜十娘人物形象分析
杜十娘美丽，热情，心地善良，轻财好义。她有心向李甲，爱的是人，不是钱。见他 “手头愈短，心头愈热”，足见真情。 她聪敏，机智，颇有心机。为赎身，早有准备。她跟鸨母争执时，机敏地抓住鸨母一时气话，达成口头契约，使鸨母没有翻悔余地。从中，既表现了她的心计，又可以看出她为争取幸福自由所付出的艰苦努力。
她刚强，坚定。当她知道李甲听信孙富的巧言谗语，为了千金之资，得见父母，将她出卖时，她的内心痛苦和悲愤是可想而知的，杜十娘的一声冷笑，显示着她的尊严，更显示出她的刚烈。最后，她“用意修饰”自己，也是用美丽的形象来维护自己人格的美丽和尊严。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然后自己也跳船自尽。西方人要问，她为什麽要这样？在西方人眼里，杜十娘是为负心郎李甲殉情而死，但她又为什麽把财宝沉掉？于是不明白。实际上这是因为中国的文学作品，没有把中国女子的复仇心理真正刻画出来，所以西方人不明白。
中国女子自古就有一种独特的复仇情结，那就是在自己死后用社会舆论来压迫官府治仇人的罪--最好是死罪，以此来向仇人索命复仇。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后自己当众自尽，实际上是她选择的最好的复仇方式。她已经看透了李甲是个伪君子，所以她不仅要沉掉财宝让只认钱的李甲心疼，而且还要用自己的死唤起周围的人，特别是用舆论压迫官府对李甲进行追究，追究他的逼死人命罪。请看这段《明代演义》上是如何说的：“船上舟子和岸边闻声而来的过路人，纷纷痛责李甲的薄幸、孙富的阴狠，趁着人声鼎沸之际，杜十娘抱起那个百宝箱，纵身一跃，跳入冰冷的水中，转眼就无影无踪。”
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是按成语办事的，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而不太讲究对人死亡的直接加害证据的。一百个人都看见是杜十娘自己跳下船淹死的，但是，中国的官府正因为一百个人看见了才要治李甲的逼死人命罪--西方可能没有此罪。西方的法律会认为，杜十娘是自杀，李甲并没有推她，李甲与杜十娘的死就没有关系。一百个人都看见了，不正好证明他是无罪的吗？
中国人的思维比较讲发展的观点，讲辩证的普遍联系的观点，中国人也比较讲究和看重舆论环境。杜十娘深知：要想让李甲受惩罚，官府的法律中有“逼死人命”这一条。如何让官府来认定呢？就是用中国人联想的特点和中国人舆论的力量。中国人的证据思路和其中体现的理性与西方是不一样的。在杜十娘死亡这件事中，与李甲无关的自杀事件，成为李甲逼死人命的案件。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建立在宗族宗法的社会基础上的，这一法律在特定的情况下就能治李甲的罪。在治李甲的罪之前，李甲的名声已经坏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但是实现以上这一切，杜十娘非常明白：代价是自己要搭上一条命。她义无反顾地这样做了，她也是无数这样做的中国妇女的一个代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的社会地位，她们要获得法律的帮助，就要用生命的代价去取得最大的证据力量，在众人同情的舆论中去取得判决的优势，从而使仇人一举灭亡。这种复仇方式就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从杜十娘骂孙富、骂李甲，又投江自尽可以看出，杜十娘有着自尊自爱，坚强守信，宁折不弯的性格。而李甲则是一个庸弱自私，没有主见，背信弃义的富家子弟。这种性格上的差异为杜十娘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即使李甲知道杜十娘箱中尽是宝玉，价值万金，父母性情再严，将来也可吃穿无忧，李甲也不可能终生不变对十娘的忠诚，因为李甲是富贵子弟、纨绔少年，他对杜十娘的感情是真的，但一旦和自己的终生利益、家庭地位名声相冲突时，他便动摇了，他不可能成为一个超越时代的人，不可能脱离他生活的环境。因此说李甲不可能对杜十娘终身忠诚。
那么，杜十娘的悲剧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从情节发展过程分析，杜十娘的悲剧中透着许多偶然性，但这些偶然又是当时社会环境所滋生的必然。传统的道德观念中妇女的依附性地位和妓女卑微的社会地位，人与人之间以利相交的关系，这些都与杜十娘对纯真感情的追求格格不入，造成了杜十娘悲剧的必然性。
也许你会说，杜十娘有不为人知的百宝箱，她可以自己赎出自己，或另觅知音，或泛舟江湖，但她却选择沉入江底，这究竟是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认识：杜十娘追求的不是短暂的欢爱，也不是形式上的婚姻，而是一种相互珍爱与尊重的真情。在长期的妓女生活中，她受尽欺凌，当她苦心经营终于从良后，得到的却是被欺骗、被买卖、被遗弃。在这个人格、尊严、良知、情感等作为商品买卖的社会环境中，她追求真爱的理想破灭了，所以她选择了以死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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