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小说可以分为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两大类，前者记述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等，大致可分为三类：地理博物（《神异经》、《博物志》）、鬼神怪异（《列异传》、《搜神记》、《拾遗记》）、佛法灵异（《冥祥记》、《冤魂志》）。志人小说的兴盛则与士族文人之间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风气有很大关系，可以说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志人小说主要分为三类：笑话（《笑林》）、野史（《西京杂记》）、逸闻轶事（《语林》、《郭子》、《俗说》等，以《世说新语》成就最大）。
首先，玄学对文学的影响：魏晋时期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思想的形成和老庄思想有着明显关系，东晋以后又吸收了佛学的成分。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繁琐经学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是中国思想史的一大转折。玄学有几个重要的论题：崇有与贵无、名教与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对于文学和艺术有直接影响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尽意的一派。
其次，佛学的影响：在魏晋时期，文人与佛教关系密切，许多影响深远的文学家都信佛或者与僧人交好。
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看：其一，想象世界的丰富。佛教传入以前中国传统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不知前世或来世，正如孔子所说“未知生，焉知死也？”佛教带来了三生三世、因果轮回、三界五道的观念，扩大了思维上的时间与空间性。并且用因果报应解释人世间的诸多现象，遂有了《幽明录》、《冥祥记》、《冤魂志》等笔记小说的出现。维摩和观音的形象也在这时建立起来，对后代文学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二，故事性的加强。佛经中记载的大量故事，随着佛经的翻译传入中国，在民间流传，加强了中国文学的故事性。其三，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这个主要是指梵语的拼音法对古代音韵学的影响，便不多言。其四，词汇的扩大。随着佛经的大量翻译，反应佛教概念的词语也大量融入了汉语，使得文学用语的词汇量得到丰富和扩展，比如“因果”“缘分”“境界”等。其五，文学观念的多样化。魏晋南北朝本是文学观念脱离儒家强调的政教中心说，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与玄学有重大关系，但是佛教中关于真与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的观念，以及关于形神的讨论，也丰富了文学观念。
所以从以上看来，玄学对于魏晋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志人小说上，魏晋风骨呈现出一种颖达、旷悟、自然，对于艺术化和个性化、人生自由有着强烈的追求，这样文人清淡的风气受到了老庄哲学的影响，促进了志人小说的产生。
佛学，乃至道学对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志怪小说。可以说志怪小说的兴盛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兴盛的土壤。一是，社会上流传的许多巫术灵验的故事成为了志怪小说的素材。二是，秦汉以来方术盛行，神仙故事层出不穷，这也为志怪小说提供了营养。此外，东汉晚期建立的道教、东汉传入中国的佛教，在魏晋以后广泛传播，产生了许多神仙方术、佛法灵异的故事，这些也成为志怪小说的源泉之一。至于这些素材被收集记录下来，则带有自神其教的目的。志怪小说的作者有些就是宗教徒，如《神异记》的作者王浮是道士，《冥祥记》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因为兴趣而集。
志怪小说，一方面有佛道宗教提供的土壤而成，另一方面也宣传了宗教思想，这一点志人小说亦然（前面有提到，我就不重复了）。
其实我觉得，玄学思想的主要影响体现在诗歌上，因为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表现方式十分切合玄学思想，其次是散文，在小说上只能说是一个侧面或者间接的效应，魏晋的玄言诗有着十分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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