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大道”，是以黄老思想和儒家思想为其主要内涵。司马迁崇尚道家的自然主义，他的政治思想是以无为而治为其哲学基础。从《史记》的内容来看，司马迁对汉初以黄老之学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颇为赞赏。他认为治国最好是顺其自然。
司马迁十分信奉儒家的仁政学说，提倡德政成了他的政治思想内容之一。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是司马迁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最常用的理论武器。关于“仁”，孔子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说法。《史记》中体现“仁”的思想，也是多方面的。
司马迁在《燕召公世家》中对召公奭“甚得兆民和”的治国方法颇为赞赏，说：
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王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甘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
接着便在“太史公曰”中感慨道：“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在这里，司马迁既对召公的爱人举动大加颂扬，道出了只有爱人者才能受到人民的敬爱的真理，说明他深得孔子“仁者爱人”之旨趣。又如《宋微子世家》云：“孔子称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殷有三仁焉。”《集解》引何晏语：“仁者爱人。三者行异而同称仁者，何也？以其俱在忧乱宁民也。”“宁民”即“爱人”，所以便成为司马迁歌颂的对象。他在《孝文本纪》中说：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
借用孔子所说的“仁”来歌颂汉文帝的政绩，正表明他自己的政治思想是以“爱人”为其根本的。他歌颂游侠，主要是因为游侠能脱人于厄；他为倡优立传，主要是因为倡优能以诙谐的谈吐感悟暴君以舒民之困；他为医者立传，主要是因为医者能为民祛除疾病。其着眼点都在于爱人。儒家的“仁者爱人”的观点在他的政治思想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由爱人而导致德政，这是合乎逻辑的发展。汉初的思想家陆贾在《新语》中一再强调德政，他说：“德布则功兴，百姓以德附。”司马迁批判地继承了儒家和汉初思想家的进步思想，认真总结古今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自己的德政思想。
司马迁《史记》的字里行间，反映出他对严刑峻法的痛恶。他在《高祖本纪》中说：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他在《酷吏列传》中指出：“自张汤死后，网密，多低严。官事寝以耗废。”他痛切地说：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权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
这与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司马迁的法制思想与道家的并不完全一致，他反对严刑酷法，不反对依法而治。他在《史记》中歌颂了法贵责上的思想，对先秦法家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治原则十分赞赏，如《史记·秦本纪》载：
（商）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
司马迁是赞成守法的。他在《张释之冯唐列传》中，叙述：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措其手足？
法如是足矣。且罪等，然以道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杯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旨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此话反映了司马迁既反对严刑峻法，又主张依法而治的法制观，是其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司马迁既然提倡德政和依法而治，必然主张贤人政治。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先秦这一尚贤思想，对于贤人十分注意，他（《匈奴列传》）说：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守，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
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司马迁对贤人的迫切呼唤。他在“究天人之际”的过程中，对人的价值和作用的认识逐步加深；在“通古今之变”的思考中，他把贤人和国家的强弱盛衰联系在一起。通过古今许多重用和排斥贤人的经验和教训，司马迁得出了结论：
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楚元王世家》）
司马迁对贤人政治的重视，对历史上的贤人特别推崇，他在《越王勾践世家》的“太史公曰”中说：
苗裔勾践，苦身焦思，终天强吴，北观兵中国，以尊周室，号称霸王。勾践可不谓贤哉！盖有禹之遗烈焉。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名重后世。臣主若此，欲毋显得乎？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对战争的态度是司马迁政治思想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律书》）说：
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喜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惰性之理也。
从生物学角度出发，把战争说成是“情性之理”，这种认识虽然不尽科学，但却道出了战争不可避免这一客观事实。所以他认为到必要时，就该用兵，而不赞成“世儒”的侈谈“德化”，他在《律书》说：
岂与世儒音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王君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答不可度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
司马迁所说的“用之有巧”，“行之有顺”的战争，系指正义战争，即他在《律书》中所举之例：
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项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珍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
这些战争因符合天理，是圣人诛暴、平乱、救危之举，是正义战争，司马迁他在《律书》中说：
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四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慑服，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司马迁认为这些穷兵黩武、贪得无厌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战争，他是反对的。
歌颂黄老的“无为而治”，提倡儒家的德政，反对严刑峻法，赞赏依法而治，主张贤人政治，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都是一脉相承的，是构成司马迁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