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文人画的时代性上，林氏的观点则有些近似荒唐。他说：“宋元时的文人思想感情偏重于个人情志的抒发，以沉郁、超脱为基调。明末至清，个人感情偏于激愤、反抗。”文人山水画是在宋代形成体制的，众法皆备。虽说各家风格不同，但作品所表现的是一种高山仰止、雄浑壮阔、穷尽自然之象，融天人一道的时代风貌，绝非“沉郁、超脱”，亦非“偏重个人情志的抒发”。元朝山水画整体的时代风格是空灵、充实，它是中国古代山水画最终完成美学理想的最高形式。明末清初也非“偏于激愤、反抗”，如上文所说的，“怪涎”是绘画艺术发展的必然现象，与“激愤、反抗”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林氏这段话明显有两个错误：一是以偏概全，一是概念失准。以偏概全，表现在以政治的观点想当然地评价时代和作者的绘画，又以个别作者的人生或绘画风格作为时代的代表。明末清初的绘画不可能都是“个人感情偏于激愤、反抗”，因为明、清是水墨画的天下，院画画家大多也是师承文人画家中的董巨、范宽、李成、米芾、黄公望，假如都是“激愤、反抗”，明朝院画家们岂不要被杀绝？董其昌就是晚明时期的画家，这位身居礼部尚书职位的书画大师、诗人和禅学家，一生富贵，其绘画作品中何来的“激愤、反抗”？清朝（无院画机制）绘画是四王的天下，四王是承袭董巨一脉的，而四僧（渐江、囗残、八大、石涛）的绘画只是沧海一粟，可以或略不计。概念失准，是将宋元两个不同时代的画风混为一谈。说元朝文人画“沉郁、超脱”还没蒙混一下，因为蒙古人入主中源；说宋朝的绘画“沉郁、超脱”则近似无稽之谈，北宋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的清平盛世，文人画家无需“沉郁、超脱”；南宋虽丧失半壁江山，许多志士投笔从戎，然以南宋四大家（刘、李、马、夏）为代表的院画（也是以水墨法为主）却在粉饰太平，没有“沉郁、超脱”的迹象。也许因为有这个因素，董其昌断然将南宋四大家的绘画排斥在文人画大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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