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化没有优劣，但是相互之间必有差异。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就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而西方文化强调人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中国文化重和谐统一，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
中国文化中以人为本的精神，激励人们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努力在现实生活中去发现人实现人的价值。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精神，激励人们维护整体利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中国长期统一与中华文化中刚健自强、以和为贵的基本精神是分不开的。这种精神，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坚持与内部的恶劣势力和外来的侵略压迫作不屈不挠的斗争。
但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明显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只强调个人义务和道德人格的独立性，而不重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也带来许多消极的影响，表现在教育领域，只有身份较低的人才去学习自然科学；表现在中国科技领域是导致中国科技的落后。
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度使得中国管理文化注重讲集中，求统一，以整体性的宏观管理为主。同时，地理的阻隔，封闭的状态造成了思想上的保守，缺乏挑战意识。但是，疆土的封闭也造就了中国人强大的“向心力”，中国人强烈的民族意识与眷恋国土的情怀，使得我国今日的管理文化也体现出管理文化中的团队精神。
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多数为三面或两面临海型，再加上人们对原始土地的开发，使得西方国家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都很发达。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使其更加崇尚管理的精打细作，即所谓的微观管理而不太重视宏观管理。西方国家从其建立之初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的欲望以及在原始的土地开发上彼此强烈的竞争意识。
以农耕经济为主的中华文明是一种主张和平自守的内敛型文化。这种农业文化心态体现在管理文化上有以下特点：首先，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相结合。尽管今天的社会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专制主义的管理体制在今天的组织中体现尤为明显，强调绝对服从，抹煞个性、强调统一，忽视下级向上级的反馈。同时，中国农业社会的统治者也较早的认识到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贵君轻”等民本主义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等级制度与以民为本的制度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中国管理思想的基础。其次，狭义的中庸之道。周而复始的农业生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少走极端、和反对冒险的中庸精神。表现在管理上则力求使事物保持稳定、协调、平衡，这就构成了中国管理文化的标准和规范。
西方的管理文化则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的短暂使其具有天生的竞争意识，它围绕着如何使资本家获得更大的利润展开，与中国农业社会形态有明显区别。首先表现在不太重视群体之间的协调和心理状态的适应；重视短期的效益而不太重视社会整体的长远目标。其次表现在管理思想既有严密的一面又有创新的一面。西方的管理思想尽可能把管理活动纳入严格的管理体系中；同时，为了适应剧烈变动的经济生活，其在不同阶段均有不同管理思想体系的体现，所以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思想可以主导整个西方企业的管理。这与中国在管理文化方面鲜明的继承性形成了极大的对比。
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诸如“按等级观念行事”以及“和为贵”的思想形成了中国企业管理者不善于对下级授权，中国企业拥有较大权力的人往往具有某种特权，下属对上级有强烈的依附心理。“仁义制天下”、“克己复礼”，注重感情投资，道德教化。“不患寡而患不均”，喜欢采用缩小差距、追求结果平等的分配政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群体力量，强调领导者以身作则等等。
中国管理文化优点就在于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这对于避免组织内部的矛盾冲突，更好的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大的作用。然而，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中国的管理更多体现为人制而非法制，所以在具体规章制度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因人而异，导致企业工作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则，标准化程度较低。其次，其所谓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人们竞争意识不强，阻碍了员工积极性的发挥。使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经常处于一种不死不活的状态。关于中国人的制度观，林语堂先生的论述很精辟：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很难对一种制度树立任何信心。因为一种制度，总是非人道的，而中国人则痛恨任何非人道的东西。中国人不接受法制，总是喜欢“仁”政。因为它更符合个人利益，更灵活，更人道。
而西方传统文化对其管理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崇尚的是“自由、平等、博爱”，使得西方的管理文化风格更多体现为：在管理和授权方面他们相信对问题最了解的人对问题最有发言权。但其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说决策上的个人主义，因为西方的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较深厚的管理经验，所以他们在决策中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人的主观判断。尽管在决策时可以节约时间，但是其受个人管理能力、知识、经历的限制较大，如果监督机制不完备或不得力，容易产生个人专断。
正因为东方伦理型管理模式具有的优点，使西方许多学者对人际关系近乎赤裸裸的商品关系的西方管理提出了异议。在西方颇负盛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埃德温"赖肖尔指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点是“宽容与友好”，他说在科学技术领域西方文明占据明显优势，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及最高意义的洞察上中国文明则深刻的多。他特别推崇老子的“道”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他指出中国文明的思想和精髓在于自我抑制和经济调和，而西方个人功利主义和社会产业主义的“病根”和出路正在于此。另一位“国际智者”阿诺德吩挤汤因比则在《历史研究》中预言21世纪将是中国的文化时代，他在一次“展望21世纪”的演讲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粘合剂，特别是人类掌握了可以毁灭自身的高度技术文明手段，同时又处于极端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营垒中，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宽容与和谐。他指出如果中国文明不能取代西方文明成为人类的主宰，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将是可悲的。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埃兹拉"沃格尔认为，由个人主义造成的“美国病”应该用“东方药”来治，西方国家及民族应该学习东方国家的团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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